当今时代，身居象牙塔的学者与普通百姓的疏离往往会因为一些重大事件通过大众传媒骤然缩小。“9·11”事件后的亨廷顿，因为他的文明冲突论，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而此次适逢金融危机评选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一夜之间让全世界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乌鸦嘴”。

　　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保罗·克鲁格曼，是为了表彰他在分析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的地域性等方面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但媒体更乐意报道他在《流行国际主义》一书中成功地预测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近年来他作为“自由派”经济学家在《纽约时报》开专栏以犀利的笔触向保守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投掷的石块，甚至有媒体认为他在《大破解——我们迷失在新世纪》中又预言了此次金融危机。《纽约观察家》网上有一篇谈他获奖的文章称之为“幸福的斗士”。

　　保罗·克鲁格曼在学生时代就酷爱历史，有一手好文笔，被誉为凯恩斯之后“最能写”的经济学家。笔者读过他在《纽约时报》发表的评论，例如，呼唤经济学家的良知、贬斥7000亿美元救市为“现金换垃圾”等等，虽对所述观点有所保留，但也不得不服膺其文章之酣畅淋漓。事实上，他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只是会唱反调、说坏话的乌鸦，最近他就有一篇赞扬英国首相戈登·布朗救市计划的文章，标题就叫《戈登做得好》，此外，上世纪80年代初他还担任过白宫经济顾问，又曾一度为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所驱驰。

　　一般认为，保罗·克鲁格曼是属于凯恩斯派的主流经济学派衣钵传人和捍卫者，也许是因为在他看来此前的任何学派都有其缺陷吧，他更愿意说自己是“自由派”。可是，就是这么一个自认为极理性的学者，由于智慧过于“横溢”，也时不时会讲一些过激的、不适当的话。但他毕竟只是个学者，不是政治家，人们有足够的理由不去对他苛求。

　　大千世界，有百啭千啼的黄莺，也有聒噪刺耳的乌鸦。人类可以自我陶醉，也需要自我警醒。保罗·克鲁格曼的确有许多危言耸听的乌啼，例如，他日前认为如今的金融危机与上世纪经济大萧条时期具有超乎预料的惊人的相似。人们当然不希望好的不灵坏的灵的“乌鸦嘴”再次应验，不过，又何妨认真一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