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地管理”作为行政管理的一种模式当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特别对于我国以区域划分作为管理主导的国情，属地管理确实便于加强区域性的行政作为和管理，而且从长远来看，还必须对属地管理的深度和广度进行加强和改革，从制度、法律和体制上得到保障。

　　然而，现实中，我们一些地方为了减少管理上的麻烦，也为了减轻工作压力、避免责任的承担，却往往把“属地管理”绝对化和模式化，把一切责任和矛盾都推给了基层，让基层不堪重负，使基层成为一切矛盾的“包容体”，而一些职能部门和相关单位则成了隔岸观火的“看客”和“事后通”。从表面上看，这种管理模式是把一切矛盾和问题化解在基层，考验和锻炼了基层组织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加强了基层干部的能力建设，而实质上却成了某些主管部门、职能部门“懒政”的借口，使基层行政变得无所适从，加重了基层行政的负担。

　　从法律角度上说，基层政府（特别是乡镇以下）受到法律赋予职能的限制，其职能大多只是服务性的，而不是管理性（执法性的），某种程度上说其功能和职能还是不完善的、不完整的，没有法律授权或是没有管辖权，只是一个空间上的一个模糊概念。因此，把许多原本属于服务性的职能全部以“属地管理”的名义抛给基层去承担，就存在法理上的不合理。如安全生产问题、城市管理执法问题、还有社会管理的一些问题等。就以安全生产为例，相当部分经营场所（如娱乐场所）、生产企业，受到管理、监督权限的影响，乡镇街道一级政府（或政府派出机构）根本就没有管理（监督）的职能，而是由相关职能部门来承担的，乡镇（甚至是县、区）一级都没有法律授权或是本身不具有执法权，然而一旦出现安全事故，“属地”（包括村、社区）的相关人员都要受到连带责任的惩罚，这显然有失公平，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现实中，属地管理中存在的责、权分离、权与利分离的现象相当普遍，让基层行政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没有法律授权的基层组织如果“积极作为”就会变成“乱政”和“扰民”，容易激化矛盾；另一方面，基层如果“不作为”又容易成为渎职的“第一责任人”，在进退之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产生角色的错乱，变成了彻底的“无所作为”。

　　基层作为一级组织，当然有其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但却不是万能的，特别在依法行政要求日益严格的今天，行政作为是必须有法可依的。近年来，基层行政引发的一些矛盾，不能完全把责任推给基层的乱作为，有一部分矛盾就是因基层组织职能不清、权责错位造成的。事实上，一些明显属于职能部门应当承担的职能、责任都以各种名义推给了基层，甚至是自治组织（如村、居委会），让基层组织成了“万能组织”，无所不包（一些地方连村、社区一级都有招商引资任务和折除违章建筑的硬指标），表面上是层层推行了责任制，实质上却成了不负责任的“乱政”和某些职能部门的“懒政”。近年来日益增长的信访问题，尤其是越级访的问题，其根源大多不是因为基层的不作为，而是因为基层无法作为（因为其没有相应的权限），但在处理信访问题时，一些上级主管部门却不是检讨自己的工作缺位或是失职，而是把问题都推给了基层，让基层有苦难言。

　　原本基层的工作特点就是直面各类矛盾，解决各类纠纷，工作压力非常大，特别在社会管理的新体制机制没有完全建立的时候，基层的管理与服务困难重重，很容易成为矛盾的焦点。但我们的一些职能部门在推动一些“创新”的时候，往往却不顾基层的实际，闭门造车，以各种进村、进社区的名义，搞一些缺乏操作性和可行性的所谓“达标升级”，人为地增加基层负担，把原本属于自己必须完成的工作任务统统以“属地管理”之名抛给了基层，让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疲于奔命，无所适从。这种现状如果不从源头上解决，基层的科学执政、依法执政就无法落到实处。

　　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提高基层的执政能力，应该成为我们加强基层执政的共识。如果不考虑法律执行力、部门职能、基层实际等问题，不考虑如何建立有效的责、权、利相统一的社会管理模式，而是把“属地管理”作为一个“大筐”，把“摊派”作为行政的一个手段，形成一种事实上的“懒政”，势必会对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造成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