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到今天，说史者不一定都得效法古代的说书人。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当我们在肯定某些历史现象的必然性时，决不能以此为借口为历史上统治阶级的暴政辩护，这应该是当今的说史者、戏说者或释史者必须坚守的底线。　　

　　近来，在《百家论坛》上说清史的阎崇年先生遭遇“掌掴”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看网上的解释，似乎是因为阎先生的一些观点惹出了事端。由于我对这个节目看得不多，对各位说史者的具体观点知之甚少，不知道这里所说的是否属实，但我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当今的世界，还没有人敢把屠杀、奴役、掠夺称为喜剧，就是当代纳粹也不敢称屠犹是喜剧。”

　　今天电视节目里的一些说史，或影视剧里的戏说，或一些史家的释史，确实存在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缺乏起码的良知，以历史必然性为幌子，赞美或美化历史上统治阶级的种种暴政或喜怒无常的暴虐行为。

　　我们都知道，说史主要是给老百姓听的。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说给老百姓听的东西必须符合老百姓的口味和要求，至于是否严格地符合历史事实，可能还是一个略为次要的问题。《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均是这样形成的。但现在的说史或戏说，也包括一些史家的释史，往往有一个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倾向，那就是美化封建统治者的行为，甚至不惜为帝王将相的暴政辩护，这难道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立场吗？

　　当然，历史发展到今天，说史者不一定都得效法古代的说书人。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当我们在肯定某些历史现象的必然性时，决不能以此为借口为历史上统治阶级的暴政辩护，这应该是当今的说史者、戏说者或释史者必须坚守的底线。比如，唯物史观认为奴隶制社会取代没有阶级和没有私有财产的原始社会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决不能因此说，奴隶主随便残杀奴隶是正当的。秦始皇统一全国，是一种进步的历史现象，但不能因此说他的超乎寻常的暴政也是具有历史的进步性的。早在2000多年前，贾谊就在《过秦论》中指出，秦王朝的迅速灭亡是因为其“仁义不施”。这里，我不主张秦始皇应该如何施“仁政”，当时天下初定，需要采取一定的专政措施来巩固统治，符合常理，但这决不应成为替“刑戮相望于道”的暴政开脱的理由。

　　不仅不能无原则地颂扬历史上统治阶级的暴政，就是对历史上的暴力行为，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法国大革命算是最激烈的一次，这场革命所使用的暴力也可以说是最典型的。由于面临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激烈反抗，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需要使用暴力来维护自己的生存。但即使如此，也不能成为它滥用暴力的理由。到1794年春天，法国国内外敌人对革命政权的威胁已经消除，极端恐怖政策开始变得多余，但雅各宾派领导人却日趋严厉，滥杀无辜的趋势有增无减。恩格斯曾专门分析过这一现象，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时，对罗伯斯庇尔来说，‘恐怖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从而变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我国有历史学家也曾这样评价过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政策：“毋庸讳言，雅各宾派在施行革命恐怖的时候，在一些场合不必要地把恐怖扩大化了，杀人也过多了。”该书作者还指出，雅各宾派的镇压扩大化表现在把“冷淡而畏葸的人”、“并无其他过错而只是未能履行选举职责的人”也列入“嫌疑犯”；在里昂镇压反革命的雅各宾派领导人嫌用断头机杀人太慢，还辅之以炮轰和集体枪杀的手段；一位名叫卡利叶的雅各宾派领导人在南特活活溺死了2000多个参加叛乱的人，他还不经审判就下令处死两批人，其中各有两位只有13岁和14岁的少年。我们谴责这些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未来不再发生这些滥杀无辜的暴行，是为了让后来的政治家都记住：为获取所希冀的政治目标时必须审慎地使用暴力。

　　人类文明的历史证明，文明的发展一方面体现为生产力和物质生活资料的发展，另一方面体现为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而且，我认为前者的发展主要是为后者服务的。年轻时的马克思曾这样讲到专制制度：“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后来，他曾以人的发展为标准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三大形态，其中的第三大形态（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志，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可见，我们之所以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是因为这种制度对人的轻视，是它对人性的贬损，存在太多的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现象。

　　由此，我们也可以说，“以人为本”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一贯追求。正是这种追求，人类文明才能发展起来，同时暴力的使用也越来越被限制在尽可能少的范围内。比如，1864年国际红十字会成立后，战争中对放下武器的俘虏的政策就发生了显著变化，即严格实行“缴枪不杀”的政策。美国空军在对前南斯拉夫和伊拉克的轰炸中，已不可能再像以前的战争那样向居民区实施狂轰滥炸了（至于其中有些“误炸”是否出于无意，则要通过历史研究来证明）。这些都是历史的进步，也就是人类文明的进步。正是因为世界各国人民越来越感到需要更多地尊重人的基本权利，所以政治家们在为某种政治目标而斗争时越来越审慎地使用暴力。这也是“以史为鉴”的基本含义之一。说史者说史时从“以人为本”出发，可以做到既不歪曲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又符合今天大多数人的愿望。

　　不仅说史的人应该不忘“以人为本”，我们理解历史时也应该以此为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