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研究员彭兴韵在2008年第20期《半月谈》指出，在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并大有可能向经济危机转化的情况下，中国转向“保增长”有很强的现实需要，但也面临不小挑战。

　　先看出口。在全球经济陷入不景气的状况下，中国贸易顺差持续大量增长的基础不复存在，净出口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会明显减弱。况且，依靠贸易顺差来拉动经济增长，会受到那些经济增长更加困难、或有贸易逆差的国家的反感和政治上的抵制，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摩擦成本上升。因此，全球金融动荡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应当更多地依赖于国内的支持。

　　再看投资。现在，实际固定投资增长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企业家信心有所回落，私人部门的固定投资热情有所降温。随着主要产品价格的下跌，企业家的情绪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的低落。因此，从国内支持的投资这个因素看，至少在近期难以推动经济出乎意料地快速增长。

　　中国的高储蓄率，在全球首屈一指。过去30年来，中国不断上升的储蓄率为中国的资本积累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来源，这是中国维持高增长的重要条件之一。但在另一方面，高储蓄即意味着消费受到了抑制。现在，贸易顺差和真实投资增长率都有所下降，这正是让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了。

　　今年以来，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增强，这是我们多年来期盼的一个积极变化，但尚未达到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的程度。就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最终目的而言，消费和体现于消费活动中的消费者福利应当是根本。因此，增加消费不仅有利于改变中国对国外经济和国内固定投资的依赖，还更好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理念。

　　要增加国内消费，当让老百姓有钱花、敢花钱。这一方面要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另一方面也要为老百姓提供更安全可靠的社会保障体系。当然，还应顺便提一句，增加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无节制地消费，过多地寅吃卯粮，否则，今天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可能有朝一日以某种方式在中国表现出来。

　　如今，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率先开始了结构转型，向技术含量高、对自然资源需求相对较小的产业转变。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发生一些质的转变，从所谓的“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技术进步和创新在逐步融入经济的细胞——企业之中。但是，这种结构的转型必定是一个充满痛苦的历程，它在短期内会造成失业率的上升；引进技术、开拓市场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增长率。而结构转型一旦完成，经济又会在更新的起点上、更健康的基础上快速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