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种错误的思潮在法律界弥漫，这就是司法职业化。这种观点认为，法院是法官们的法院，而非人民的法院。他们援引美国法学家德沃金的一句名言来撑腰:“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侯。”一位著名法学家告诫我们，中国的司法并非不讲民主，相反，它的民主程度非常之高。人民法院、人民司法、人民法官的称谓，就是一个至少可以说是表面的证明。

　　一切争议的前提是还原事实。

　　我请法学家们扪心自问，中国司法的现状是民主性过盛吗?人民群众对司法的不满，是否能够有序地进入法院，并改造我们的司法?司法制度的改革，诉讼制度的改造，司法官员的任命，是否实现了执政党提出的“让人民群众有序地参与?”个人认为，中国司法并非民主性过盛，而是民主性不足。只有清醒地认识这一现实，才能深刻理解为什么在大学习、大讨论中，最高法院提出了“司法人民性”这一命题。

　　从法律文本而言，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既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的司法权当然属于人民。职业法官只是人民的一分子，他们可以行使司法权，但不能垄断司法权。从法理而言，如果司法领域排斥司法民主，那么，司法只能由职业官僚来操持，其结果就是司法官僚化，而司法官僚化正是目前司法诸弊的病根。

　　“司法职业化”的口号错在什么地方?它错在将法官职业化与司法职业化混为一谈。职业法官们以司法为业，终身从事司法工作，当然要职业化，他们需要取得职业资格，获得职业保障和尊严。但法官职业化不能混同于司法职业化，不能排斥人民群众分享并参与司法。国家应当通过制度设计，让普通人进入法院，与职业法官们共同行使司法权，从而实行法律与民意的制度融合。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大陆法系的参审制、我国的人民陪审制都是普通人分享司法权的有效形式，为什么有人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法官职业化与行政官员职业化以及人大代表职业化的诉求，本质相同，都是要求国家权力机关从业人员要有专业知识和职业精神，但这不能被错误地推论为行政职业化、人大职业化，并进而反对行政民主化和人大民主化。法官职业化过程中如果反对司法民主性，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职业法官享有司法权，但不享有独占的、无限的司法权。法国著名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无限权威是一个坏而危险的东西。在我看来，不管任何人，都无力行使无限权威。”将法官们形容成“法律帝国的帝王”，这种口号法官们听起来顺耳，其实在害大家，它是“坏而危险的”，它最终会损害而不是增强法官们的权威。

　　这种错误思潮的思想根源在于司法神秘主义。部分学者和法官夸大司法专业性，为司法披上神秘的外衣，吓唬老百姓。声言法学深不可测，群众难登堂奥，用神秘的袈裟封上了司法的大门。王胜俊院长提出司法“不能与群众冷眼相对，不要搞神秘化”，可谓一语中的。法律主要依靠人民群众自觉来遵守，而不是国家来强制。如果法律和法学让人民群众“听不懂、看不明、想不通”，这是法律和法学出了问题，还是人民出了问题?因为有些专业知识，就洋洋自得，冷眼对人，并非今日才有的现象。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就批评说:“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对此，我们法律人应否反思?

　　我提出司法民主性主张后，一些学者批评说，西方从来没有这种提法。西方有没有这种提法姑且不论(其实早有这种提法)，西方有没有这种做法呢?他们不去深究。司法治理最好的国家，我以为在北欧，而非美国。北欧司法的最大特点是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大部分案件由一个职业法官加三个非职业法官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