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被认为是底层社会研究的代表作之一。

　　近十年来我关注的基本问题及主要的研究活动和结论，主要是中国的底层社会。为此，写了《岳村政治》、《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和《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三部书。我想表达的一个基本理念是底层社会有自己的政治逻辑，我们要在政治上重新认识底层社会，确认和保护底层社会公民的个人权利。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还有许多东西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有许多人群的生活是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我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告诉更多的人，并思考其中的根源和意义。

　　一、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我认为，底层社会是当代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研究和社会结构整体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彻底改变了原有的单位平均主义制的社会结构，对中国社会结构分层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伴随着社会转型及社会结构的重组，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社会分化，社会结构分层日趋明显，社会断层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结构的一大特征。可以说，对于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这些变化，最有研究的是孙立平教授，他提出了“社会断裂”这个概念。康晓光教授对这个过程也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从宏观的社会结构出发，自上而下地“发现”了底层社会。

　　日本有位叫三浦展的学者，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下流社会》。这本书以大量的社会调查为基础，从消费市场的角度，分析了日本中流阶层正在“下流化”的过程。三浦展指出，自二战后的50年代至70年代前半期，日本经历了一个社会飞速发展的时期，日本出现了一些被称为“新中间层”的社会阶层，并且逐年增多。然而，现在的日本却出现了一个“下流化”趋势。这个下流社会不是指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弱势人群，而是中流阶层的下层，其最大的特征并不仅仅是低收入，更在于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热情、学习意愿、消费欲望等全面下降。

　　当然我们不能用日本学者的思路来理解中国的底层社会。那么，如何认识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所具有的形态和特征呢？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有关社会分层。在中国社会分层方面，最富有意义的研究是中国社会学学会的前会长陆学艺教授带领的团队完成的。当然，我们所说的底层社会并不是希望重新做一个社会阶层的分析。我们是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使用这个概念，这就使这个概念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但并不是说，我们所说的底层社会没有明确的标准。在我的研究中，对底层人群有四个基本规定性。其一，他们不掌握公权力，不在国家权力机关或事业单位任职，他们不拿财政工资。简单说，他们不是“干部”，不是国家公职人员。其二，他们的生活主要不是靠资本收益，而是靠劳动力收益。也就是说，他们不是老板。其三，他们生活处于温饱或温饱线以下，他们是这个社会的低收入者。其四，他们很难实现社会阶层的流动或转化。如果按照我上述的标准，毫无疑问，在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社会群体。

　　二、从价值的观点来看，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关注和研究“底层社会”作为一种价值取向，要求我们从底层人群的处境出发，从他们的要求和愿望出发，来理解社会的发展和目标。

　　过去，我们习惯于按照所谓社会规律或理想，设想出一个社会方向和目标，并以此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在学术研究中，很多学者也没有把对底层政治的研究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真正来自底层的眼光是微乎其微。即使那些对困难群体问题的呼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这样一种危机意识：底层生存状况的恶化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对危险警示思维的反应。显而易见，这种对底层的关注是自上而下的，底层社会阶层是作为治理对象和防范对象而存在的。

　　所以，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走进他们的生活，从底层群体的处境去理解他们的诉求和行为。也就是说，我们对政治的研究也就不能只停留在高收入社会阶层的层面上，我们需要深入底层社会生活的内在结构中去寻找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协调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在这里，民主政治的主要意义，就是让包括底层民众在内的社会各群体都能有一个平等的利益表达平台。只有当社会的所有成员特别是底层阶层都感到有利益表达的渠道，并能意识到这种表达是有效的时候，这个社会才是健康而和谐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底层民众的一切行为和思想都是对的。但管理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在社会民主政治尚待健全的时期，就有一个治理者如何了解底层人群的意愿的问题。如果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和意识，我们所制定的政策就会存在漏洞。就以信访制度来说吧，在国家信访局为修订信访条例请我们去开咨询会时，我和有的学者就发生过争论。我认为，由于信访制度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有的甚至是制度性缺失，越是强调信访，就会有更多的人上访。所以，加强信访，不如加强司法。北京奥运会前，我接到一条短信，这条短信是河南的一位上访者发给我的。这个上访者很有名，我称之为“超级访民”。他因上访被县里劳动教养了一年。他一放出来，就直接到了北京上访，一呆就是4年，搞得县一点办法也没有。而他在这4年中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本来也就打算回家过日子算了。可最近有关方面出台了一个信访责任追究制。他好像又看到了希望。他给我的短信是这样说：“于老师你好，明天我就要离开北京了，因为我们县政府已派公安来抓我，所以我想拜托你，和政府谈判，一定把我的条件告诉他们，就说少了20万元，我不会和他们谈。要想解决问题，先给我家拿10万元，我就回家，不拿10万元，我就不可能回去，非常感谢我的亲人于老师”。这条短信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就是制订政策者不了解民情民心，所制订的政策释放出来的信号及所形成的社会评价，就会制造出这样的“超级访民”。所以，我一直说，对底层社会不了解，对他们的心理状况也不了解，对他们的愿望不了解，我们的一些政策表面上看是亲民的，实际上可能却有违制订政策的初衷。

　　三、从方法论的视野来分析，“底层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从底层人群的角度去理解社会现象，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理解底层人群的社会心理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学术研究中，“底层社会”可以说是不被关注和被遮蔽及忽视的另一个世界，着眼于底层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结构，深入底层人群日常生活的细节和事件，将有助于揭示和再现社会运行的深层动力和被“隐蔽”的社会事实。研究底层社会，对于丰富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冲突理论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个人认为，当前中国的底层社会研究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是相当薄弱而贫乏的，进一步深入地了解并认识中国的底层社会也是社会稳定之必需。具体来说，这些问题可以表述为：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所具有怎样的形态和特征呢？底层冲突性事件发生发展的结构性根源是什么？底层群体的心理如何？底层群体的利益诉求是什么？如何吸纳并引导底层群体的政治参与？

　　而要认识研究底层社会，起码需要坚持两条。其一，要坚持从个体出发，每一个社会都是由个体组成的。我们把底层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但并不能因这个群体较小而否定个体的存在。我们要研究工人、农民或其他群体，就要具体了解他们作为个体的状况和需要。我不主张离开个体去谈群体，要研究群体，需要有个体的视野，要从个体的需要和行为中来理解社会群体的变迁。

　　其二，要相信底层人群是理性的，他们能够判断自己的利益所在，他们的利益需求和行动也能影响到社会的发展。也就是说，底层群体与其它群体一样，都是理性人。这里的理性，是指个人能够选择正确的手段以达到利己效用。在一个具体的行为过程中，个人选择行为和非理性行为可能同时存在，甚至不能将他们完全分开。但在具体的个人选择行为中，这种理性能力是有限的。而且，任何选择行为都是有目的的，都是基于一定的目标和意愿的过程和结果。

　　总之，我今天所讲的底层社会是一种社会存在，也是一种价值观，还是一种研究方法。我所努力的就是要揭示这种社会存在，要张扬这种社会价值，要坚持这种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