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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浑天仪和水运浑象等天文仪器的制造
据《晋书·天文志上》载:“至顺帝时,张衡又制作浑象,具内外规、南北极、黄赤道,列二十四气、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纬,以漏水转之于殿上,星中、出、没与天相应,因其关戾,又转瑞轮蓂荚于阶下,随月虚盈,依历开落。”这是关于张衡所制水运浑象的真切记录,其制作时间当在汉顺帝之时。张衡在第一次太史令任内(汉安帝时)铸造浑天仪在先,于第二次太史令任内(汉顺帝时)又制作水运浑象在后,它们是两部不同的仪器,当然后者又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从上述记载看,张衡水运浑象所包含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在球面上画有南北极和二十八宿中外星官、赤道、黄道和其上的二十四节气,至于日、月、五星当不是画在球面上的,而应是居于另设的圆环上,由“星中、出、没与天相应”句,可知水运浑象还设有子午环和地平环,因为无此二环,便很难言星中或星的出没了。可见,日、月五星环和子午环、地平环的设置应是张衡的发明创造。当然水运浑象的更重要的创造性,是浑象以漏水为动力的自动运转机制和自动启落的机械日历的机制,因为它们是后世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机械天文钟的鼻祖。可惜其内部传动机构如何,因无史料可稽,不得其详。但它所采用的漏壶的形制,则有如下记述:
“以铜为器,再叠差置,实以清水,下各开孔,以玉虬吐漏水入两壶,左为夜,右为昼”,又“铸金铜仙人,居左壶;为胥徒,居右壶”,皆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别天时早晚”(《初学记》卷25),这是张衡对漏壶进行重大改进的重要记载。
从现有资料看,在张衡以前的漏壶,均为单壶泄水型漏壶,这种漏壶在单位时间内流出的水量是不均匀的,在进行时间的量度时,是依靠相应的不均匀刻划的漏箭来实现的。由于水运浑象必须均匀地旋转,对于漏水的流量,则要求在单位时间内有相同的流量,当时已有的单壶泄水型漏壶当然不能满足这一设计要求,所以需要设计新型的漏壶。上述记载所描绘的正是一种补偿式受水型新漏壶。其中“再叠差置”可以理解为至少有一个补偿壶,由于受水壶不断接受补偿壶的漏水,可大体上保持其水面的高度,从而初步满足受水壶的流水量保持均匀的条件。以这种漏水作为动力,自然能基本上保证水运浑象的均匀旋转。这种新漏壶的设计,在我国古代漏壶发展史上占十分重要的一页,它为后世具有多级补偿壶的补偿式漏壶的出现,开拓了道路。
二、 候风地动仪的创造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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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动仪(模型) |
在张衡生活的年代,较大的地震频频发生,于是对地震的观测与研究也成了张衡十分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他长期身居太史令,收集和记录地震的信息又是他的职责。经过苦心钻研,张衡于132年设计出了世界上第一架测定地震发生时间与方向的科学仪器——候风地动仪。
该仪“以精铜铸成,圆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尊,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向,乃知震之所在。”(《后汉书·张衡传》)
对这段文字,已有许多学者作过仔细的研究,其中又以王振铎先生的论证最为详尽。据研究,候风地动仪最主要的部件有二:一是竖立于仪体正中的“都柱”,它相当于一种倒立型的震摆。二是设在“都柱”周围和仪体相接连的八组杠杆机械(“八道”),它们分别置于东、西、南、北、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八个方向上,一旦发生较强的地震,仪体随之震动,而“都柱”由于本身的惯性和仪体发生相对的位移,失去平衡而触动“八道”中的一道,这一组杠杆机械便推动连接于仪体外部的龙口所衔的小铜珠,使之落入相应蟾蜍的口中,观测者便可据以得知地震发生的时间和方向。
138年的一天,候风地动仪“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今甘肃临洮)于是皆服其妙”(《后汉书·张衡传》)。
候风地动仪的设计、制作以及收到预期的效果,都是张衡在机械制造方面卓越才能的又一生动反映。欧洲最早的地震仪的出现,则在候风地动仪以后1600多年,这则表明中国古代在机械制造方面所处的领先地位。
其实,张衡 “善机巧”,还不单反映在浑象、水运浑象及候风地动仪的制作上,他还曾制造了许多奇巧器物,如记里鼓车、指南车和能够在空中展翅飞翔的木雕等等。
126年,张衡第二次出任太史令时,曾作《应间》一赋,内中张衡拟一“有间余者”设问曰:“曾何贪于支离,而习其孤技邪?参轮可使自转,木雕犹能独飞,已重翅而还故栖,盍亦调其机而銛诸?”(《后汉书·张衡传》)即责问张衡:你曾醉心于学习先秦时期的巧匠支离益的技艺,能制作自动旋转的参轮和展翅高飞的木雕,今木雕已垂翅停于故处(暗指张衡复出又为太史令),为何不调节木雕内部的机关使其再振翅而飞呢?据史载:“张衡尝作木鸟,假以羽翮,腹中施机,能飞数里。”(《太平御览》卷752)这正与赋中所言的能独飞的木雕相吻合。至于能自转的参轮,南宋学者王应麟以为即记里鼓车,而梁代文学家和史学家沈约则指出:指南车“后汉张衡始复创造”(《宋书·礼志》)。
张衡不但是一位卓越的机械制造家,他在算术、地学以及绘画方面也深有造诣。张衡对于圆周率曾进行多方探索,先后得到π=√10=3.1622和π=730/232=3.1466等值。在刘徽《九章算术注》中,引有“张衡算”文,说是张衡对于球体体积的算法也曾作过研究。据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卷三称:“(张)衡尝作地形图,至唐犹存。”一幅地图又被视作名画,可见绘制技术之精到,说明张衡在地图的测绘上也是卓有成绩的。此外,张彦远还把张衡列为东汉六大画家之一,足证张衡在绘画领域也是一代名家。
张衡是当时一位全面发展的科学家,他在天文历法、仪器制造、地理、数学、文学和绘画等领域均有很高的造诣,是我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人物。一方面,是那个时代造就了这样一位科学巨人;另一方面,又与他个人的素质和努力分不开。张衡好学不倦,“如川之逝,不舍昼夜”(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他虚怀若谷,“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他“不耻禄之不夥,而耻知之不博”,即不以追求金钱作为人生的目标,而以探索真知作为人生的最大乐趣,他
“约己博艺,无坚不钻”,即抱定向博大精深的知识领域不断开拓进取的决心,有一种坚忍不拔的攻坚精神。张衡曾自称:“捷径邪至,我不忍以投步”,这是他在探索新知的过程中,不存侥幸心理,不走邪门否定歪道,而是脚踏实地地工作,对于当时盛行的反科学的谶讳神学,张衡持反对态度,主张“收藏图谶,一禁绝之”。所有这些都是张衡能够攀上那个时代的科学高峰的内在因素。但是,张衡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他曾涉足于“卦侯、九宫、凤角”(以上均元《后汉书·张衡传》)之术,被后人称为“阴阳之宗”(《后汉书·方术列传》)。他的宇宙生成与演化的思想也带有不少客观唯心主义性质,这也给后人带来不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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