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南阳

　　春秋时期南阳籍政界、商界人物百里奚、范蠡，亦通晓医药之术。战国名医扁鹊，由齐入秦过南阳筑棚行医，至今镇平县境内还存有神医庙。秦、汉时南阳的中医(药)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两汉，南阳经济文化科技高度发达，被称为“南都”、“帝乡”。现在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刻上就有表现采药或伏羲尝草图。东汉科学家张衡，对药学颇有研究，其脍炙人口的《南都赋》记述了南阳特产动物、植物、矿物、药材100余种，正如其所言“酸甘滋味百种千名”。东汉张仲景，发《内经》之旨，总结前代的医学成就，结合自己的实践，写成医著《伤寒杂病论》16卷。书中阐述了中医学理论和治疗法则，记述375个方剂，从而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张仲景扶前圣之秘，启后世之朦，世称万代医宗，后世尊称他为“医圣”。汉之后，南阳的药学家、医学家灿若群星，人才辈出，在与疾病的斗争中，总结了许多经验，认识了许多药物，他们以其精湛的医术施治于人，造福百姓，使南阳的医药事业得到了持续的发展。晋时新野人范汪，官至东阳太守，博通百家之言，常以诊治为事，撰有《范东阳方》105卷(或云176卷)。宋时邓州人周洪任戎州(今四川宜宾市)通判时，倡导医学，杜绝巫术，还把医方刻在石上，教民习医，将中原医药知识传播到偏远地区。宋代首次设立国家医药经营管理机构——惠民和剂局，也在南阳成立了相应的机构，表明南阳民间医药经营机构已具相当规模，医药产业十分活跃。元代，镇平马山口药材集散地已经形成，吸引邻近数省药商。马山口镇到民国时期成为全国著名的药材集散地。明、清时代是南阳中医药兴旺阶段，出现了许多有名的中药店堂，如邓县“同盛堂”、新野“正议利”和“树仁堂”、南阳“万兴东”等。明嘉靖(1522～1566)年间，南阳人民怀念医学先师张仲景，在其墓地修建了“医圣祠”。镇平、邓州、内乡、南召、唐县、裕州(方城)、泌阳等州、县城均设有官办医学，传授医术。内乡、新野、邓州还设有惠民药局，经营药材，这些都对中医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此一时期，南阳各地先后出现一批名医。明代南阳人刘道三祖上三代行医，幼承家学，专儿、妇、内科，善治疹痘。新野人陈凤典，人称“老神仙”，精于外科和骨科，在张献忠义军中行医。镇平人刘文易精太素脉，诊治皆验。邓州人廖作栋精于医，著《痘疹指掌》行世。清代南召人王福润擅长针灸，通内、外、妇、儿科，清咸丰至光绪年间在南召县草店和染房庄设病房两处，取名“五福堂”，为百姓治病，周围府县常以舆马聘之。南阳县周景福身列医林，名冠一乡。内乡人庞铭本，三代为宛西名医，精外科，对奇疮异症、无名肿毒无不应手。内乡人谢崇德精于痔瘘外科手术。这时，南阳各州、县名医达30余人，其中有的已是三四代甚至六代的中医世家。新野县城南关曹氏“树仁堂”经营的中成药“开胸化滞丹”(俗称“剩饭丸”)“清热消积丹”(俗称“四消丸”)，治疗诸积及结胸症，载誉340余年，广销18个省区。中医(药)作为医疗的主要手段，在此期间已发展形成为内、外、妇、儿、眼、喉、花痘、痔瘘等专科。

　　民国期间，国民党政府歧视中医，采取了扼杀中医的政策。1929年，国民政府通过的《废除旧医扫除卫生事业之障碍案》提出限期五年内取消中医，然而，在此期间，南阳人民继承发扬中医事业的活动从未终止。各地又出现一批中医名师，如内乡县丁河(今西峡县)人贾洪运自学中医，专外科，擅配外用中药丸、散、膏、丹，常常舍药治病，深受百姓爱戴。唐河县曾庆文善眼科，对慢性角膜炎、角膜溃疡、青光眼、白内障、慢性泪囊炎等病治疗多见奇效。南阳县孙仞千擅长妇科，用“桃仁承气汤”治疗破伤风屡见成效，对乙脑、白喉、结核、肝炎等传染病能不拘一方，辨证施治。抗日战争时期，第二集团军司令官孙连仲亲题“国医孙仞千”匾额相赠。镇平人唐系详精儿科，尤善推拿，著《推拿指南》一书，为活婴妙法。新野县观音冢僧人李星斋为外科名医，更精于疔疮的治疗。邓县人梅迅卿，出身六代中医世家，精于妇科，用方简易独特，创制“口服避孕丸”、“升阳返本丸”(治贫血、黄肿病)都有奇效。据1935年上半年统计，河南省第六行政区有中医2183人，中药店1266个。到1949年统计，全区城乡有中医药人员4365人，中医药店铺和诊所2742个。

　　南阳的西医引入仅有百年的历史。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法国传教士安巴都在南阳靳岗设立南阳天主教区总堂时，随带西方医学技术和少量药品，此为西医传入南阳的开端。清同治九年(1870年)，南阳天主堂内设立专为教职人员保健的诊所，可称为南阳最早的西医医疗机构。此后，西医陆续传入南阳各地。

　　 1921年，郑民歌由开封福音医院附属医科实习结业后，在唐河县城设诊所一处，主要开展外科、妇科、眼科手术，曾为一化脓性关节炎患者施截肢手术，这是南阳已知最早开展外科手术的。

　　在西医传入南阳各地期间，马文德、刘镇华等部队驻南阳时，彭锡田创办民团时，均设有医院为官兵治病。后来，一些部队军医退役返乡，相继开办诊所，这些也是西医传播地方的主要渠道之一。

　　 1929年至抗战前南阳部分县也相继成立医院。但这些县立医院和私人诊所(医院)都器械简单，仅有听诊器、体温计、镊子、刀片、压舌板等，而且药品缺乏，技术人员甚少，治疗水平低下，仅能医治一般内科常见病，并附带做些疮、伤包扎等外科手术。据1935年上半年河南省第六行政区统计，区内有医院56处，西药房47个，西医130人，护士14人，药剂师70人。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南阳地处偏僻，省内许多医院迁入南阳区内，如河南医学院、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野战医院迁驻镇平，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五十八兵站医院迁驻方城，国民政府一百四十七医院、河南省医院迁驻淅川，国民政府第二十五后方医院迁驻南召，三十一集团军抗日医院驻桐柏。同时，革命根据地桐柏县也有河南省委卫生处、四分区医院，新四军(师、旅、团)医院、卫生队(所)等。加上各县立医院、教会医院、红十字会医院、私立医院、诊所和西药店铺，使南阳各地医院颇多，促进了南阳西医的发展。

　　解放前夕，南阳各县(市)医院的器械、设备有所改善，药品、人员有所增加，并开设一些简易病床。南阳天主堂医院还设立内、外、五官和妇产科，配设有化验室，部分城镇已经有外科、妇科、眼科、牙科等西医私人专科诊所。

　　1948年11月30日，南阳全面解放，医药科技事业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1952年毛泽东主席提出团结中西医、继承发掘祖国医学遗产的主张。根据这一精神，专区人民医院和县(市)卫生院均开设中医门诊，随后又成立一批中西医融为一体的联合诊所，使中西医在同一机构中彼此发挥防病治病作用，改善了以往中、西医相分离的局面。1956年在毛泽东发出“把中医中药知识、西医西药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号召下，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中西医结合工作，专署、县(市)卫生科相继办“西学中”班，多次召开中、西医结合学术讨论会，鼓励西医学习中医理论。1957年专、县(市)医疗卫生单位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乙脑”病的尝试，其中淅川县医院还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百日咳、烧伤等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流脑”、浮肿、阑尾炎疾病在县以上医院广为普及，治愈率达80%以上。

　　 1970年以后，中西医结合治病的范围已很广泛，涉及到西医各专业大部分疑难慢性病的医治，尤其是用针灸麻醉施行外科手术，收到很好的效果。1976年后，中西医结合不仅应用于临床实践，也发展到医学科研方面。1978年，内乡县开展的“黄荆用于防治气管炎研究”获全国科技大会集体奖，邓县中医院“用中西医结合治疗脉管炎”获省重大科技成果奖，地区医院开展的“甲状腺针麻手术”获省科技成果奖，1982年地区医院开展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胆囊炎、胆石症233例”获地区科技成果三等奖。

　　卫生防疫稳步发展。2001年末全市共有卫生机构367个，床位1.63万张，其中医院、卫生院医生6428人，护师、护士3881人。年末全市共有卫生防疫、防治机构19个，卫生技术人员1498人。妇幼卫生机构10个，卫生技术人员519人。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全市农村乡（镇）共有卫生院213个，农村有医疗点的村占总村数的比重达到97%。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南阳医药科技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南阳的医药教育工作也得到完善和发展，先后办起南阳中医药学校、张仲景国医大学、南阳卫生学校等，为本地医药事业的发展建设培养一批批优秀人才。南阳的医药科技事业将更加辉煌灿烂。

　　张仲景的医学成就

　　张仲景(150～219)，名机，东汉南阳人，他少年时曾随同郡名医张伯祖学医，后来官至长沙太守。据说他刚刚成年时同郡的何顒就指出了他的特点是“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后来果如其言，张仲景成为汉代最有名的医学家之一。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他申明了“勤求古训，博采众长”的严谨治学精神和重视继承前人的医药学成果的科学态度。他十分推崇与熟悉扁鹊、公乘阳庆、淳于意等医家的工作与贡献，而《素问》、《九卷》(即《灵枢》古本名)、《八十一难》(即《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典医籍，则是他的重要参考书籍。他提倡“精究方术”，反对“各承家技，终始顺旧”，提倡以认真严肃和精益求精的态度从事医疗实践，这些都是张仲景在医学上得以做出重要贡献的治学原则。

　　最初，张仲景在家乡为人治病。后来，曾到洛阳、修武等地行医。他善于运用“经方”给人治病。“经方”是前辈人留下来的经验方药，药味简单，疗效显著，但是比较零散，不容易掌握。张仲景经过多年勤奋求索，并且用这些经方治愈了很多病人。他在群众中有“经方大师”之称，名望也很高。

　　张仲景的医疗态度是十分认真的。他在行医过程中，常常见到有些医生给人看病，“按寸不进尺，握手不及足”，敷衍搪塞，草率处方，单凭一张巧嘴骗人。对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和庸医作风，张仲景非常反感。他在看病的时候，总是先仔细观望病人气色，察听病人发生的各种声音，询问病人的感受，并且结合切脉，对病情进行综合分析，然后做出确切诊断。

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的诊断技术是很高明的。据《伤寒杂病论》及《针灸甲乙经》两书的自序记载，张仲景有一次遇到“建安七子”之一王粲，见他脸色不好，就对他说:你已经染上病了，应及时治疗，马上服用五石汤，或许可除病根。否则40岁会掉眉毛，那时不仅不容易医治，此后半年命将不保。时王粲年仅20，正春风得意，听后非常不高兴，认为张仲景是在炫耀自己的医术，也没有吃张仲景给他的药。三天后两人又相遇，张仲景问他是否吃过药了。王粲虽心中不快，但还是敷衍说，已经吃过了。张仲景责备说，从你的脸色可以看出你并没有老实吃药，你为什么这样讳疾忌医，又为什么如此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呢?可王粲仍不在乎，自以为身体健康，始终不相信张仲景的话。20年后王粲果然落眉，这时想再治病可就来不及了，此后只活了187天。王粲所患疾病，有人推测，可能是麻疯病。这是一种潜伏期限很长的传染性疾病，不容易诊断，也很难治愈。张仲景对一些病程比较长的严重慢性疾病能够做到早期发现，主张早期治疗，表明他的医术非常精湛。

　　张仲景被尊为医圣，主要是因为他写了一部《伤寒杂病论》。此书被后世称为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完备的经典著作。据此书原序记载，张仲景家族人口众多，但几年之中竟有2/3家人患病死亡，其中又尤以患伤寒病者为最多。痛苦的现实，激起了他著书立说，治病救人的信念，于是撰写《伤寒杂病论》16卷。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兼备，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临床诊疗专著，它的内容十分丰富。在这部著作中，张仲景以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总结和发展了祖国的病因学说。当时，求巫问卜之风盛行，统治者一面提倡谶纬迷信，认为鬼神能主宰人的生死祸福;另一方面竭力散布“天人感应”等神学目的论，用阴阳五行说来解释疾病的发生。如说“逆木，则百姓流行疥癣、热病；逆火，则百姓发生血壅成肿、眼病……”等等，使医学蒙上一层神秘主义的色彩。张仲景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从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明确指出:“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这就充分说明了人体发病的原因，是由内部器官机能的改变、或外邪的入侵、或物理因素等所致，和天命鬼神毫不相关。

　　由于张仲景对疾病的发生有正确的认识，因此他对一些变化无常、发展迅速的疾病能够做出科学的解释。例如癔病(歇斯底里)是妇女易患的一种病，发病的时候感情冲动，喜怒无常，“象如神灵所作”，一些人以为鬼神附体作怪，张仲景在《妇人杂病》部分分析了这种病，指出这病是由妇女带脉病所致，“非有鬼神”，只要仔细判断，用针、药医治，是可以“治危得安”的。

　　张仲景还很重视疾病的预防，主张“治未病”。认为人和自然界息息相关，发病与否，和人体是否能适应外界环境以及四季不正常的气候变化有密切关系。如果一个人能够保持体内正气旺盛畅达，外邪就不容易侵入体内，不致发病。所以他指出，只要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当，注意锻炼，讲究卫生，内养正气，外慎风邪，就可以预防疾病，保持身体健康，这些见解，是很符合科学道理的。

　　张仲景在自己的著作中，还以古代辩证法为指导，进一步总结了前人的临床经验，特别深入地探讨了一切外感发热的诊断和治疗，创造性地提出了“六经”伤寒，以脏腑辨杂病的“辨证论治”的医疗原则，确立了理、法、方、药紧密结合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为中医学术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一直到现在，“辨证论治”仍是中医诊断治疗的核心部分。

　　张仲景所说的“伤寒病”并非现代医学的“肠伤寒”，而是泛指外感风寒导致的种种症状，甚至包括了许多内、妇、儿、外科的杂病。《伤寒杂病论》总结了秦汉30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和《内经》的基本理论联系起来，并且把它加工充实和发展，或纠正了它的某些不合理的部分，使它更好地应用于临床，为实践服务，开创了我国古代医学健康发展的道路。

　　一、充实和发展了《内经》的热病学说

　　热病是泛指以发热为主要症状的一类疾病，基本上包括现在的各种急性传染病，《内经》认为它的原因是伤寒，张仲景就把这类疾病直接叫做“伤寒”。《内经》对这类疾病的发展过程、主要症候、治疗原则等都已有了基本的认识，但它把病程简单地归结为12天，而且认为是机械地一天传一经，治疗原则是3日以内用汗法，3日以上用下法，对本病的不同表现则又按五脏加以分型。这些都是简单、机械、不合实际情况的。张仲景基本上采取了它六经传变的总原则，并根据病邪侵害经络、脏腑的程度，把外感热病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综合症状概括为六大类型，就是太阳、阳明、少阳(即三阳)和太阴、少阴、厥阴(即三阴)“六经”。在每一经中，又概括出某些能反映病理机制的基本症状作为辨识本经病的主要依据，这是主症。例如，太阳病的主症是恶寒、发热、头颈强痛、脉浮等；阳明病的主症是高热、谵语、口渴、咽干、大便燥结、脉象洪滑有力等;少阳病却以口苦、咽干、目眩、往来寒热、胸胁苦痛、心烦喜呕、脉象弦细等作为主症，等等。这是根据症状就能断定病属哪一类。

　　张仲景以朴素的辩证观点看待疾病的发展，认为“六经”病的任何一个类型都不是一种孤立的病，而是外感热病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的某个阶段所呈现出的综合症状。也就是说，“六经”之间有一定的有机联系，并且能互相转变。例如一般伤寒初起多呈表症，属太阳病。但是往往由于感受的病邪不同，病人体质强弱不同，或因医疗失误，就可能由太阳病转为阳明病、少阳病或太阴等三病。一般说来，从三阳病转成三阴病表明病势加重，相反由三阴病转成三阳病却预示好转。张仲景把这种按“六经”次序演变的病情变化叫做“传经”，不按六经次序演变的叫“越经”。更重要的是张仲景在指出“六经”的特点后，就紧接着提出不同的处理方法。如太阳病同属表症，有的用麻黄汤发汗，有的则用桂枝汤调和营卫。阳明病同属里症，有的用白虎汤清热，有的用承气汤泻实。而泻实的办法又有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的不同。这样就不但使临床医生便于具体掌握运用，而且使《内经》的基本病变学说和临床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二、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对病机病变进行治疗的一种临床基本理论

　　根据病变的表、里、阴、阳、虚、实、寒、热等不同情况，决定治疗原则，这就是被后人称为“八纲”的辨证论治方法。张仲景把那些病势沉伏而难于发现、恶寒、厥冷、脉象沉迟细弱无力的称为阴症，而把那些兴奋、充血、发热等症候和脉象洪大有力浮滑的称为阳症。病症发生在体表的称为表症，在内部的称为里症;凡病毒滞留体内，而精气已经虚弱的称为虚症，邪气充实，但精力仍足以抵抗称为实症;具有寒性倾向的称为寒症，有热性倾向的称为热症。在“八纲”之中，又以阴阳作为总纲，凡寒症、虚症、里症一般是阴病，凡热症、实症、表症一般是阳病。运用“八纲”来辨识疾病属性(属阴、属阳)，确定病变部位(在表、在里)，区分邪正消长(是虚、是实)，弄清病态表现(发寒、发热)，就可以全面认识疾病，有的放矢，以便采用合理的疗法。

　　张仲景这种把通过“四诊”(望、闻、问、切)得来的病人各方面的表现加以综合归纳、层层分析、仔细辨认、做出正确判断的方法，就是所谓“辨证”，他把秦汉以前的诊断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如表症用汗法，里症用下法，虚症用补法，实症用泻法，热症用清法，寒症用温法等。这些原则，在《内经》里已经基本形成，但由于各种病变的指证还不够明确和具体，特别是药物治疗方法还比较简单，不能完全按这些原则进行治疗，因此在临床实践上很难充分运用，只有在上述各方面的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使这些原则具体实行，使这种理论能够确立，所以这也是张仲景的一个重大贡献。张仲景还总结出了一套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法，就是所谓“论治”。他把治疗原则分做驱邪和扶正两大方面，就是一些发病急剧、人体还消耗不大的疾病，例如“三阳病”，就宜以驱邪为主，迅速消除病灶;而对于一些发病缓慢、或病程长久、体力消耗比较大的疾病，例如“三阴病”，就以扶正为主，就是恢复病人的抗病能力，调动人体本身的积极因素。除此以外，他还提出了“随症治疗”的原则，主张“缓则治其本，急则治其表”，把严格的规律性同必要的灵活性结合起来。

　　三、保存了大量有效的方剂　

　　《伤寒杂病论》共选收375个药方，使用药物214种，它们大都具有用药灵活和疗效显著的特点。对每一味药的应用都比较明确、谨慎，并指出药物相互配合及增减的原则。对药物的煎法、服法(有温服、冷服、分服、顿服等)也作了详细的规定。在所用剂型上，有汤、丸、散、酒、软膏、醋、洗、浴、熏、滴耳、灌鼻、吹鼻、肛门栓、灌肠、阴道栓等等。在制药工艺上，也有许多创造，如再煎浓缩和入蜜矫味的方法，散剂中的研磨法、搅拌法和筛法等等。由于张仲景汇集了不少药方，保存了民间治病的丰富经验，所以后人称他为方剂学之祖，把他创制的方剂称为“经方”。这些方剂至今还是中医处方用药的基础，其中大部分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证明其有确实效果，这不但是临床实用上的宝贵遗产，而且也是研究祖国医学的重要资料。

　　总之，从辨证到立法，从立法到拟方，从拟方到用药，环环相扣，联系紧密，形成了一整套辨证论治的医疗原则。

　　《伤寒杂病论》这部著作由于年代久远，三国战乱兵燹之灾所致已残缺不全，西晋王叔和得到残本后进行了整理加工，重新编排。从同时代的皇甫谧所著《甲乙经》中“近代在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来看，王叔和所做的工作还不仅限于文献整理，在取舍方面是融合了他自己的学术思想，这才构成了专论伤寒的一部系统性著作。即使如此，此书仍未引起医学界足够的重视，只是到宋代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之后，才引起广大医家的重视，纷纷著书研究《伤寒论》的理论体系，辨证思想，这才愈来愈显示六经辨证思想体系的优越性。

　　宋人又根据传世的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残卷整理成《金匮要略》一书。关于《金匮玉函经》这部书虽经晋王叔和加以整理，但也一度失传，至北宋中期，始被学士王洙在馆阁蠹简中发现一部分方论，于是抄录为三卷。其后又经宋校正医书局高保衡、孙奇、林亿等人校定，称《金匮要略方论》，简称《金匮要略》。其序曰：“张仲景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今世仅传《伤寒论》十卷，杂病未见其书，或于诸家方中载其一二矣。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期方，并疗妇人，乃录而传之士流……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臣奇先校正《伤寒论》，次校定《金匮玉函经》，今又校成此书，仍以逐方次于证候之下，使仓卒之际，便于检用也。又采散在诸家之方，附于逐篇之末，以广其法，以其伤寒文多节略，故断自杂病以下，终于饮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重复，合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卷，依旧名日《金匮方论》。”在这同时，宋校正医书局又将《金匮玉函经》另行校正颁行。书分八卷29篇，共115方。两书繁简各有不同。由于《金匮玉函经》流传较少，后世看到的人不多，以致很少有人对该书进行专门研究。但是《金匮要略》经宋代整理后则流传很广，后世对之研究著述颇丰，影响深远。

　　《金匮要略》包括40多种杂病。首篇为“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篇”，相当全书总论。其后16篇论述内科杂病，再次各篇则分述外科、妇科、杂疗、食物禁忌等，包括科别较广，所述疾病类别亦较精详。诸如论痉、湿、暍、中风、历节病、血痹、虚劳病、肺痿、肺痈、咳嗽、上气、胸痹、心痛、短气、腹满、寒疝、惊悸、吐衄、呕、吐哕、下利和疮痈、蚘虫等。其中有属于六淫之邪所致疾病，也有属于脏腑不调所致的疾病。《金匮要略》最大特点是开篇首先论述预防疾病和治病求本的重要意义，如该书开篇称:“上工治未病，何也?师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就是表明一位高明医生治疗疾病，首先要考虑预防疾病，其次要懂得脏腑疾病的传变和变化。同时，以脾为例，要求医生掌握病性，灵活用药。在方剂运用上，本书也有许多实际发挥，各类杂病，分门别类，各有主方。如胸主方，以括蒌薤白酒汤为主。黄疸用茵陈蒿汤，痰饮用苓桂术甘汤等。有些方剂体现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如大、小青龙汤同治溢饮；而葶苈大枣泻肺汤则既用于痰饮，又用于治疗肺痈。在药物使用上，生用、熟用，药效不一，配伍不同，亦各具效验。像附子生用配干姜取回阳救逆之意；而附子熟用功能止痛。麻黄与石膏(生)同用可治水肿，又疗哮喘。另外，各科方药尚根据需要制定多种剂型。如汤、散、丸外，尚有酒剂、熏剂、洗剂、滴耳等。这些用药经验，都是张仲景在前人基础上并结合临床实践经验取得的。

　　《金匮要略》所收外科疮痈、金疮、妇科妊娠、产后证候论述比较简单，但用方极精。如治疗肠痈的薏苡附子败酱散，大黄牡丹皮汤;治疗妊娠下血的芎归胶艾汤;治疗带下的温经汤等，均属名方。

　　其他“杂疗”部分，还叙述了许多急救内容，如治疗卒死、中喝、溺死、自缢、尸蹶、马坠及一切筋骨损伤等。有的记述相当详细，如抢救自缢，记载有:“以手按胸上，数动之。”这实际是类似人工呼吸的生动描述。又如治疗尸蹶（假死），用菖蒲末吹鼻，通窍取嚏外，并指出应以“桂屑(肉桂末)著舌下”。这些急救记载，在一些偏僻地区，如果医疗条件很差，是仍有一定实用意义的。书中首次记载了人工呼吸这一急救措施的具体应用。书中说如遇到自缢者上吊时间不长，或心下还有热气时，应该“徐徐抱解，不得截绳，上下安被卧之，一人以脚踏其两肩，手少挽其发，常弦弦勿纵之，一人以手按揉胸上，数动之；一人摩捋臂胫屈伸之。若已僵，但渐渐强屈之，并按其腹，如此一炊顷，气从口出，呼吸，眼开，而犹引按莫置，亦勿苦劳之”(《金匮要略·杂疗方》第二十三)。这种方法与现今所使用的人工呼吸法基本相同。所谓人工呼吸，也就是说抢救者通过用手接压胸部与牵引肢体活动，可以使被抢救者的胸腔被动地运动，实现气体交换并促进血液循环的进行，经过一段时间，如出现自主的呼吸，抢救就算成功了。而在国外，直到1897年，才开始把人工呼吸的方法应用于临床。

　　《金匮要略》所记述的“禽兽虫鱼禁忌”、“果实菜蔬禁忌”，实质是针对古代食物卫生方面经常发生中毒现象而论述的。如书中提到的“疫死”、“自死”(病死)的兽肉，中毒箭死去的鸟兽肉，以及死鱼、死蟹和有毒菌类等，均不可食用。如果食后中毒，书中载有解毒方法，这些都是我国医书中最早的记述，是古代人民和疾病作斗争的实录。《金匮要略》放在当代应用领域十分广泛，不仅常见各种杂病皆可辨证适用，在治疗癌症方面，尤其运用金匮方增强艾滋病病人免疫能力等方面，都有可喜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