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南阳

　张仲景（150~219），名机，东汉南阳人。他少年时曾随同郡名医张伯祖学医，后来官至长沙太守。张仲景是汉代最有名的医学家之一。他“勤求古训，博采众长”的严谨治学精神和重视继承前人的医药学成果的科学态度；他提倡“精究方术”，反对“各承家技，终始顺旧”；他提倡以认真严肃和精益求精的态度从事医疗实践，这些都是张仲景在医学上得以做出重要贡献的治学原则。张仲景在劳动人民和无数医家的医疗实践中取得的丰富资料的基础上，于3世纪写成了《伤寒杂病论》一书，确立了理、法、方、药（即有关辨证的理论治疗法则、处方和用药）具备的辨证论治的医疗原则，使我国医学的基础理论更加切合临床应用，从而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兼备，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临床诊疗专著，它的内容十分丰富。在这部著作中，张仲景以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总结和发展了祖国的病因学说。当时，求巫问卜之风盛行，统治者一面提倡谶纬迷信，认为鬼神能主宰人的生死祸福；另一方面竭力散布“天人感应”等神学目的论，用阴阳五行说来解释疾病的发生。如说“逆木，则百姓流行疥癣、热病；逆火，则百姓发生血壅成肿、眼病……”等等，使医学蒙上一层神秘主义的色彩。张仲景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从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明确指出：“千般灾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这就充分说明了人体发病的原因，是由内部器官机能的改变、或外邪的入侵、或物理因素等所致，和天命鬼神毫不相关。

　　由于张仲景对疾病的发生有正确的认识，因此他对一些变化无常、发展迅速的疾病能够做出科学的解释。例如癔病（歇斯底里）是妇女易患的一种病，发病的时候感情冲动，喜怒无常，“像如神灵所作”，一些人以为鬼神附体作怪，张仲景在《妇人杂病》部分分析了这种病，指出这病是由妇女带脉病所致，“非有鬼神”，只要仔细判断，用针、药医治，是可以“治危得安”的。

　　张仲景还很重视疾病的预防，主张“治未病”。认为人和自然界息息相关，发病与否，和人体是否能适应外界环境以及四季不正常的气候变化有密切关系。如果一个人能够保持体内正气旺盛畅达，外邪就不容易侵入体内，不致发病。所以他指出，只要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当，注意锻炼，讲究卫生，内养正气，外慎风邪，就可以预防疾病，保持身体健康，这些见解，是很符合科学道理的。

　　张仲景在自己的著作中，还以古代辩证法为指导，进一步总结了前人的临床经验，特别深入地探讨了一切外感发热的诊断和治疗，创造性地提出了“六经”辨伤寒，以脏腑辨杂病的“辨证论治”的医疗原则，确立了理、法、方、药紧密结合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为中医学术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一直到现在，“辨证论治”仍是中医诊断治疗的核心部分。

　　张仲景所说的“伤寒病”并非现代医学的“肠伤寒”，而是泛指外感风寒导致的种种症状，甚至包括了许多内、妇、儿、外科的杂病。《伤寒杂病论》总结了秦汉30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和《内经》的基本理论联系起来，并且把它加工充实和发展，或纠正了它的某些不合理的部分，使它更好地应用于临床，为实践服务，开创了我国古代医学健康发展的道路。

　　一、充实和发展《内经》的热病学说

　　热病是泛指以发热为主要症状的一类疾病，基本上包括现在的各种急性传染病。《内经》认为它的原因是伤寒，张仲景就把这类疾病直接叫做“伤寒”。《内经》对这类疾病的发展过程、主要症候、治疗原则等都已有了基本的认识，但它把病程简单地归结为12天，而且认为是机械地一天传一经，治疗原则是3日以内用汗法，3日以上用下法；对本病的不同表现则又按五脏加以分型。这些都是简单、机械、不合实际情况的。张仲景基本上采取了它六经传变的总原则，并根据病邪侵害经络、脏腑的程度，把外感热病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综合症状概括为六大类型，就是太阳、阳明、少阳（即三阳）和太阴、少阴、厥阴（即三阴）“六经”。在每一经中，又概括出某些能反映病理机制的基本症状作为辨识本经病的主要依据，这是主症。例如，太阳病的主症是恶寒、发热、头项强痛、脉浮等；阳明病的主症是高热、谵语、口渴、咽干、大便燥结、脉象洪滑有力等；少阳病却以口苦、咽干、目眩、往来寒热、胸胁苦痛、心烦喜呕、脉象弦细等作为主症等等。这是根据症状就能断定病属哪一类。

　　张仲景以朴素的辩证观点看待疾病的发展，认为“六经”病的任何一个类型都不是一种独立的病，而是外感热病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的某个阶段所呈现出的综合症状。也就是说，“六经”之间有一定的有机联系，并且能互相转变。例如一般伤寒初起多呈表症，属太阳病。但是往往由于感受的病邪不同，病人体质强弱不同，或因医疗失误，就可能由太阳病转为阳明病、少阳病或太阴等三病。一般说来，从三阳病转成三阴病表明病势加重，相反由三阴病转成三阳病却预示好转。张仲景把这种按“六经”次序演变的病情变化叫做“传经”，不按六经次序演变的叫“越经”。更重要的是张仲景在指出“六经”的特点后，就紧接着提出不同的处理方法。如太阳病同属表症，有的用麻黄汤发汗，有的则用桂枝汤调和营卫。阳明病同属里症，有的用白虎汤清热，有的用承气汤泻实。而泻实的办法又有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的不同。这样就不但使临床医生便于具体掌握运用，而且使《内经》的基本病变学说和临床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二、奠定中医“辨证论治”的临床理论

　　根据病变的表、里、阴、阳、虚、实、寒、热等不同情况，决定治疗原则，这就是被后人称为“八纲”的辨证论治方法。张仲景把那些病势沉伏而难于发现的恶寒、厥冷、脉象沉迟细弱无力的称为阴症，而把那些兴奋、充血、发热等症候和脉象洪大有力浮滑的称为阳症。病症发生在体表的称为表症，在内部的称为里症。凡病毒滞留体内，而精气已经虚弱的称为虚症，邪气充实，但精力仍足以抵抗的称为实症。具有寒性倾向的称为寒症，具有热性倾向的称为热症。在“八纲”之中，又以阴阳作为总纲，凡寒症、虚症、里症一般是阴病，凡热症、实症、表症一般是阳病。运用“八纲”来辨识疾病属性（属阴属阳），确定病变部位（在表在里），区分邪正消长（是虚是实），弄清病态表现（发寒发热），就可以全面认识疾病，有的放矢，以便采用合理的疗法。

　　张仲景这种把通过“四诊”（望、闻、问、切）得来的病人各方面的表现加以综合归纳、层层分析、仔细辨认、做出正确判断的方法，就是所谓“辨证”，他把秦汉以前的诊断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如表症用汗法，里症用下法，虚症用补法，实症用泻法，热症用清法，寒症用温法等。这些原则，在《内经》里已经基本形成，但由于对各种病变的认识还不够明确和具体，特别是药物治疗方法还比较简单，不能完全按这些原则进行治疗，因此在临床实践上很难充分运用，只有在有了上述各方面的进步和发展，才能使这些原则具体实行，使这种理论能够确立。所以这也是张仲景的一个重大贡献。张仲景还总结出了一套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法，就是所谓“论治”。他把治疗原则分做祛邪和扶正两大方面，就是一些发病急剧、人体还消耗不大的疾病，例如“三阳病”，就宜以祛邪为主，迅速消除病灶；而对于一些发病缓慢、或病程长久、体力消耗比较大的疾病，例如“三阴病”，就以扶正为主，就是恢复病人的抗病能力，调动人体本身的积极因素。除此以外，他还提出了“随症治疗”的原则，主张“缓则治其本，急则治其标”，把严格的规律性同必要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但必须指出的是，《伤寒杂病论》是一部条文式的临床札记性的著作，而且历史上散乱过，是别人重新整理编定的，既没有系统的专门的论述，每条条文也不是都加以明确的说明，再加上条文本身有散失、有倒置，所以一般人很难具体掌握。如“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并没有指示虚实寒热等何种病变，也没有治法。又如：“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痛、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太阳病发热汗出者，此为营弱卫强，故使汗出……宜桂枝汤”，“桂枝本为解肌，若基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之也”，“脉浮者，病在表可发汗，宜麻黄汤”等。根据以上一些条文以及其他一些条文，才能归纳出：太阳病是表症，汗出的用桂枝汤调和营卫以解肌，无汗的用麻黄汤发汗以解表，前者是表虚症，后者是表实症；前者脉浮缓，后者脉浮紧等这些原则。因此，这些原则虽已基本上确立，但还很难普遍推广，直到宋代后又经过很多学者的整理研究，才得到普遍推广，所谓“辨证论治”的理论才最后完成。不过张仲景的奠基之功是不容忽视的。

　　另外，对热性传染病以外的其他重要疾患也初步纳入“辨证论治”的轨道。如中风、痰饮咳嗽、水病、黄疸、消渴、虚劳等，也都指出它们的不同类型、病机病变、主要特征和治疗原则，不过这方面的原文可能散失更多，混乱更甚，除其中不少方剂仍为今日使用以外，其实际意义就更不如伤寒部分了。

　　总之，从辨证到立法，从立法到拟方，从拟方到用药，环环相扣，联系紧密，形成了一整套辨证论治的医疗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