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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政治思想如同其哲学思想一样，很难简单地将它归属于哪一家哪一派。大体上说，儒、法、道、墨兼而有之。可是从其内涵的比重看，也非纯然相等。就其基本倾向而言，儒家的思想色彩要浓厚一些。至于具体政纲，《草庐对》中阐述甚明：“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然后再伺机北伐，以实现“兴复汉室”统一天下的目的。
一、 “兴复汉室”的政治纲领
（一） “兴复汉室”口号的提出
“兴复汉室”是蜀汉建国的政治纲领，也是诸葛亮为之奋斗终生的政治理想。这一口号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产物，概括起来有下述五点：
1. 诸葛亮在青少年时期亲身经历了东汉末年的大乱，目睹生灵涂炭、大地疮痍的悲惨现实，缅怀国泰民安的文景盛世，作为一个“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陈寿：《进诸葛亮集表》）的青年来说，他就必然会萌发再安社稷，拯民于水火之中的思想。
2. 荆州牧刘表是东汉王朝的宗室，又是在士林中享有一定声誉的“八俊”之一，而前来荆襄避难的官僚士大夫中有不少人是希望重振汉室的。这样的政治氛围，对于诸葛亮的思想也是有影响的。
3. 南阳躬耕十年是诸葛亮世界观趋于成熟和最终形成的一个关键时期，儒家的正统观念和师友的诱导切磋，使他确立了辅佐明君廓清天下的大志，而其政治目标则是“兴复汉室”统一天下。
4. 新莽末年，烽烟四起，刘秀即由南阳起兵，荡平群雄。而名垂青史的云台二十八将，也有不少是南阳籍的人士。所以，光武中兴的历史旧事，对于诸葛亮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力量。
5. 素有英雄之称的刘备，被曹操所迫寄寓荆州已有好几年。他是“王室之胄”，有重振汉朝的壮志宏图，又能礼贤下士，故荆州群彦多往归之。这对于“择主而事”的诸葛亮亦有很大的吸引力，故“解带写诚，厚相结纳”（陈寿：《进诸葛亮集表》），将再次中兴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据上可知，“兴复汉室”口号的提出不是偶然的。晋人习凿齿云：“诸葛武侯龙蟠江南，托好管、乐，有匡汉之望，是有宗本之心也。”这是对诸葛亮“兴复汉室”思想的肯定与概括。事实上，诸葛亮躬耕隐居时，对于刘玄德之名可以说早已如雷贯耳，彼此在志匡汉室、拯济黎庶方面有着共识，“微斯人，吾谁与归！”诸葛亮终于找到了自己心目中的明主，只是诸葛亮生性谨慎，不愿毛遂自荐，直至刘备三顾茅庐之后，始将“兴复汉室”的思想正式提出。然而作为一种政治思潮来说，自非一时一地一人的想法，它反映了那个动乱时代相当一部分人士的共同愿望。
（二） “兴复汉室”口号的社会基础
诸葛亮对于“兴复汉室”的政治目标是身体力行生死以之的。他在《草庐对》中说：“……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他认为一旦出师北伐，广大人民将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在《出师表》中说：“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在《答李严书》中则进一步提出要“灭魏斩（曹）睿，帝还故居”等等，都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和目的，于此足证诸葛亮坚贞不渝的态度。
“兴复汉室”的影响力主要是依靠正统思想来维系的，不然的话，曹操又何必“挟天子以令诸侯”，牢牢控制汉献帝而不肯放？所谓正统观念乃是儒家政治思想的一种表现，即王朝统治者认为自己创业垂统一脉相承，其统治地位是名正言顺、合情合理合法的。宋代名臣欧阳修说：“据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何况两汉的统治时间前后400余年，刘氏子孙先后称帝者已历20余世乎？因而以汉为正统的思想不仅在一些官僚士大夫中存在，即使在许多黎民百姓中也是存在的。
（三） “兴复汉室”政治理想所起的作用
刘备虽有兴汉之志，却不知道提出一个明确而响亮的政治纲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只是在遇到诸葛亮之后，才在他的积极擘划下，举起了“兴复汉室”的鲜明旗帜。诸葛亮的计划是把“兴复汉室”作为最高纲领来看待的。而要实现这一纲领还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跨有荆益”，成就割据一方可退可守的“霸业”；第二步是以荆、益为基地，分兵两路北伐曹魏，完成中兴汉室统一天下的大业。自从草庐决策之后，刘备集团就在这一纲领的指引下，循序前进，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兴复汉室”的口号所发挥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 凝聚人心，吸引人才。有着“帝室之胄”身份的刘备以“兴复汉室”为己任，就使得一些具有正统思想的英才杰士前来归附。曹操占领荆州后，“（刘）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刘）备”（《资治通鉴·汉纪》），说明在这一地区内曹操的号召力远远不如刘备。正是在“兴复汉室”思想的指引下，以刘备为核心的政治凝聚力也得以加强，君臣一心，共同为实现“跨有荆益”的战略计划而殚精竭虑。
2. 独树一帜，抗衡曹操。诸葛亮认为荆益二州的“智能之士”，因为对刘表、刘璋的腐朽统治深怀不满而“思得明君”。可是，实力强大的曹操，却“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再加上他的残暴不仁，以致许多志士为之裹足不前。孙权的声望，在赤壁战前还不甚高。而刘备则“信义著于四海”，又能礼贤下士，所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刘备就成为能够抗衡曹操的惟一的力量。这一点即使连孙权也是承认的：“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
3. 蜀汉建国，绍继汉统。诸葛亮辅佐刘备“兴复汉室”，并非在消灭曹魏之后，奉汉献帝复辟，而是要像高祖刘邦那样以益州为凭借“以成帝业”，或者步世祖刘秀的后尘奋起南阳以中兴汉室。易言之，就是拥护刘备绍继汉统重建一个新的汉朝。否则的话，诸葛亮只要劝刘备发布檄文号召“天下勤王”即可。毋庸讳言，“兴复汉室”的纲领为刘备的建国称尊，在政治上带来了莫大的主动权。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即位汉中王，由诸葛亮等署名拥立的表文有云：“董卓首难，荡覆京畿”，“曹操阶祸，窃执天衡”，而刘备本为“肺腑枝叶，宗子藩翰，心有国家，念在弭乱”，故“依旧典”即位称王，率民伐罪，声讨“国贼”（《三国志·蜀志·先主传》）。不久，曹丕篡汉，诸葛亮又率群臣拥戴刘备“宜即帝位，以篡二祖”（《三国志·蜀志·先主传》），俨然成为汉朝皇统的合法继承者了。
4. 激励群臣，戮力王室。刘备去世之后，诸葛亮辅弼刘禅，继续高举“兴复汉室”的大旗，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诸葛亮以这一名正言顺的政治理想来激励群臣，统一内部思想。从人心思汉到共奖王室，均充分说明自诸葛亮提出“兴复汉室”这一口号以来，它为刘备事业的发展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在维系蜀汉内部人心，勤勉奋发戮力王室方面，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
二、 “内修政理”的基本思想
诸葛亮于《草庐对》里所说的“内修政理”，即在取得益州以后，认真整顿内政，建设好这块根据地。在这一方面，他确实作了最大努力，“设官分职，班叙众才，文以宁内，武以折冲”，取得了有口皆碑的卓越成就。
（一） 民本思想
诸葛亮的民本思想包含三个要素：
1. 倡导“以安民为本”。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历代有远见的政治家都懂得争取民心的重要性。这种思想也就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书经·五子之歌》）的民本思想。为了求得长治久安，儒家提出了仁政学说，诸葛亮对于民本思想的体会至为深刻。他很欣赏孟子所说的“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孟子·梁惠王》）。也就是实行仁政之国去征伐暴虐无道之国，仁义之师自会受到处于水深火热状态之下的广大人民的欢迎，送粮送水犒劳慰问。因此，诸葛亮于南阳初见刘备时就说：将军倘能占有荆、益，“内修政理”、以“大德”治世，使人民安居乐业，然后率师北伐，则“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者乎”？
2. 重视了解人民疾苦。“以安民为本”是诸葛亮修明内政的重要原则。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一要求呢？他所喜爱的《管子》一书为之提供了不少教益。《管子·牧民》云：“凡牧民者，必知其疾。”也就是说，安民应首先了解人民的疾苦，然后才能对症下药采取正确的措施。诸葛亮说：“为政之道，务于多闻，是以听察采纳群下之言。”（《诸葛亮集·文集·视听》）只有如此，才能了解民间疾苦。他向后主建议要“谘诹善道，察纳雅言”，其主旨即在于使下情上达，以便及时匡正阙漏。否则，“人有饥乏之变，则生乱逆”（《诸葛亮集·文集·治人》），将会使统治基础发生动摇。
3. 注重“存恤”百姓。诸葛亮批评刘璋治理下的益州所存在的弊政是“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所谓“存恤”，即慰问救济之意。当时蜀中豪强凭借权势，欺压良善。故诸葛亮修明法制，锄强扶弱；严肃政纪，黜退贪渎。他说：“治人犹如养苗，先去其秽。”（《诸葛亮集·文集·治人》）此处所说的“秽”，即贪污渎职的官吏。史载诸葛亮“罚二十以上”的案件皆亲自披览，这样的作风可能有些越俎代庖，并使自己过度劳累，但其主旨则在减少冤狱，存恤百姓，同时，也为群下作出表率，竭力关怀民瘼。诸葛亮在军政事务万分冗忙之际，还常到各地“虑囚”，其目的就是为了政清狱平，使民安其业。
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主要是农业，诸葛亮对此十分重视。他说：“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诸葛亮集·文集·治人》）他重视水利建设，以求减少旱涝所造成的损失。诸葛亮还劝喻人民要丰歉互补，做到“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秋有余粮，以给不足”，只有如此，才能达到“富国安家”（《诸葛亮集·文集·治人》）的目的。
（二） 举贤任能
从历史上看，政治的良窳往往取决于能否任用贤能。在“进用贤良，退去贪懦”方面，诸葛亮做了不少工作。
1. 发现人才。诸葛亮在思想上把举用贤能提高到决定国家安危、祸福的高度来认识。他说：“若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诸葛亮集·文集·举措》）这是因为“治国犹如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治身，举贤求安”（《诸葛亮集·文集·举措》）。他把治国求贤，同养神摄生联系在一起进行类比，生动地说明举贤任能的重要性。然而如何才能发现人才?这就需要执政者通过各种途径虚心察访。诸葛亮说：“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诸葛亮集·文集·举措》）贤才同佞臣的重要区别，就是贤才具备正直公正的品质，而佞臣则是极尽奸诈虚伪之能事。可是，堪作栋梁之用的直木往往藏于幽林之中，具有辅国之才的直士则湮没于茫茫人海之内。因而要善于发现人才，善于选择人才。
2. 用人唯贤。在用人的原则上，我国历史上很早就存在着“用人唯亲”与“用人唯贤”的两种不同方针。诸葛亮的择贤标准大致有三：
（1） 就是“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例如刘巴于赤壁之战前后，积极帮助曹操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直接与刘备、诸葛亮为敌；后来又到益州劝刘璋抵抗刘备，仇怨甚深。可是刘备甫定益州，诸葛亮即一再称赞刘巴的贤能，劝刘备予以重用。又如黄权曾劝刘璋抵制刘备入蜀，在诸葛亮的荐引下，仍然委以偏将军的要职。后来黄权与诸葛亮“推诚相信”，成为挚友（《三国志·蜀志·黄权传》）。
（2） 经过实践考验，确有才能。诸葛亮为政是讲求治绩的。“虚伪不齿”，重视实干。如武阳人杨洪原为李严手下功曹，后来诸葛亮发现他才识非凡，而且“清忠颖亮，忧公如家”，（《三国志·蜀志·杨洪传》）被提拔为蜀郡太守。杨洪的同乡杨戏，年二十余为小吏，“丞相亮深识之”，加以提拔，“职典刑狱，论法决狱，号为平当”（《三国志·蜀志·杨戏传》）。
（3） “志虑忠纯”。诸葛亮在用人方面对思想品质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具体言之，就是要“忠于汉室”，正直可靠，廉洁奉公。诸葛亮之所以选拔姜维，不仅由于他“敏于军事”，“深解兵意”，还因为他“心存汉室”，富有“胆义”。（《三国志·蜀志·姜维传》）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向刘禅推荐了一批忠于汉室的“贞亮死节之臣”，希望予以重用。反之，他如果发现有桀骜不驯或对蜀汉存有二心的臣僚，则坚决黜革。如对廖立、彭羕等人的处理就是如此。
3. 因才器使。诸葛亮说：“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诸葛亮集·文集·举措》）所以他在用人时，能够量才录用器使其长。事实证明，蜀国能够保持清平的政局，与贤能各得其所有着密切的关系。
史称诸葛亮“取人不限其方”（《诸葛亮集·故事·用人篇》），即不拘一格不抱成见来器使群才。董和、黄权、李严等本为刘璋旧属，吴壹、费观等则为刘璋姻亲，诸葛亮“皆处以显任，尽其器能”（《诸葛亮集·故事·用人篇》）。他还注意从基层选拔人才，经过锻炼和考验予以提拔。
（三） “循名责实”
“循名责实”是诸葛亮政治思想的一个特点。他主张对各级官吏严加考察，“循名责实，虚伪不齿”。没有考察就不可能奖善罚恶，明辨是非。因为客观事物总是不断变化的，一个人的思想也往往会受到各种影响而变化；再加上官职的大小不同、任务的轻重有异，各级官吏是否都能尽忠职守努力完成任务，这就需要经常不断地进行考察。至于如何考察，《韩非子·定法》篇讲得很清楚：“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即根据所担任的官职及必须完成的任务，进行审查。由于诸葛亮的细心谨慎，故能“庶事精练，物理其本”；由于他的作风踏实，反对浮夸，故能做到“循名责实”，各尽其职；由于他的公正严明，遂使蜀汉境内，“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诸葛亮集·附录》卷二）。
诸葛亮强调循名责实，乃是他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思想反映。当然，大小官员各有专司，职位也有高下之别，故所提要求亦有不同。如他在《作斧教》中提出“作部”官员“前后所作斧，都不可用”，“余乃知彼主者无意，宜收治之，非小事也。若临敌，败人军事矣”（《太平御览》卷三七三）。由于军器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军事的胜败，因而诸葛亮下令将职司造斧的官员逮捕治罪。
在命将出征时，诸葛亮严明赏罚无所偏私，也同样体现了循名责实的精神。如南征时，对功勋卓著的李恢、吕凯、马忠等人给予懋赏，就大大鼓舞了士气。在第三次北伐时，李平负责运输军粮不能完成任务，贻误军机，立即奏明后主，废平为庶人。
诸葛亮对于自己的工作也同样按照“循名责实”的精神从严要求。他在《出师表》中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后来街亭败绩，尽管责任应由马谡来负，可是诸葛亮从严律己，仍从《春秋》责帅的角度追究己责，请求自贬三等。
（四） 廉洁奉公
诸葛亮的廉洁奉公思想和行动是很突出的。观其一生，以节俭为美德。他主张“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诸葛亮集·文集·诫子书》）。前一句是从修身方面要求自己清静养性，以达到清心寡欲的目的。后一句则是从日常生活中养成节俭的美德，不奢侈不浪费。《孟子·尽心下》指出：“养心莫善于寡欲”，显然与诸葛亮的节俭思想有一定的联系。事实上，一个人做到“寡欲”，退则可以安贫乐道，视富贵如浮云；进则可以廉洁奉公，勤政爱民。诸葛亮的俭德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1. 生活简朴。核诸典籍，先秦儒、墨、道、法诸家都有主张节俭之言，只是提法各有不同而已。韩非说：“孙叔敖相楚，栈车牝马，米厉饼菜羹，枯鱼之膳，冬羔裘，夏葛衣。”诸葛亮十分赞赏孙叔敖的节俭作风，特地发布“教令”说：“昔孙叔敖乘车三年，不知牝牡，称其贤也。”（《艺文类聚》卷九三）措词与韩非所述略有不同，他主要是针对马的牝牡而发表看法，没有涉及衣食问题。大约是蜀地多山，骏马尤少，群下时有争马之事发生，故诸葛亮为此而发布教令。自然，牝马不如牡马雄健，但牡马价昂，非一般人所乘用。孙叔敖身居相国高位，“栈车马”从不计较，其节俭国用的思想是值得称道的。这里，诸葛亮乃是以孙叔敖的事迹勖己励人。
2. 廉洁奉公。诸葛亮廉洁奉公，从不贪污受贿，这是古今所公认的。他说自己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自表后主》）。这一点田产，以他的地位及权力，揆之于三国时期的许多达官显宦以搜刮民脂民膏增加私产为能事来说，就是相当廉洁和“不贪”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购置这一点产业的金钱还是来自刘备的赏赐。刘备入成都后，论功行赏曾赐给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功臣每人金五百斤、银一千斤、钱五千万等，诸葛亮以此赏赐购买田宅，自是无可厚非的。而在此之后的赏赐，累计不下“百亿”之多，他不是封存于官府，就是分赏给有功的部属。他向刘禅剖白心迹说：“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后来诸葛亮谢世之后，“卒如其所言”（《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他的言行如一、廉洁奉公的思想作风，一直为当时及后世所称道。
（五） 虚心纳谏
1. 诚恳听取批评意见。历史上的任何杰出人物都难免要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对待错误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是文过饰非；二是闻过则改。诸葛亮是属于后一种态度的人。他严格要求自己，勇于承认错误。其《街亭自贬疏》、《劝将士勤攻己阙》等文，都反映了他的“引咎责躬”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
早在南阳耕读时期，他就养成了这种虚心听取意见的作风。诸葛亮说：“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三国志·蜀志·董和传》）表明了勇于接受批评决不讳疾忌医的态度。诸葛亮因为在蜀汉位高权重，怕别人不敢指出自己的错误，往往谦逊地自称是“弱才”、“东方下士”、“猥以空虚”、“姿性鄙暗”、“恤事多暗”，等等，借以表示既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圣贤也是会有缺点与过失的呢？
2. 主张集思广益。诸葛亮惟恐自己仅仅表示虚心纳谏的态度还不足以消弭僚属的顾虑，遂公开号召大家要“勤攻吾之阙”，甚至还主动“布所失于天下”，欢迎僚属们多多批评自己的缺误。他有一篇《与群下教》充分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说：“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阙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敝蹻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元直（庶）处兹不惑。”董幼宰（和）也能做到这一点。“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三国志·蜀志·董和传》）。
在这里，诸葛亮首先指出“参署”作为丞相的办事机构就应该是集思广益之所，多提意见献计献策；其次，去误存正，采纳正确的意见意义重大，“犹弃敝蹻而获珠玉”；再次，希望大家都能效法徐元直、董幼宰那样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不要有任何疑虑。
3. 希望后主能主动纳谏。诸葛亮对于后主刘禅，殷切希望他能够主动纳谏，接受历史教益。为此，诸葛亮首先向后主提出要“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不要“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即能够做一个善于采纳正确意见，将自己的错误、缺点减少到最低限度的贤主。其次，诸葛亮指出：如果“进善不纳，则忠者不得信，邪者容其奸”（《诸葛亮集·文集·视听》），一旦出现这种忠臣不被信用，邪佞得售奸谋的情况，就会造成桓、灵时代“亲小人，远贤臣”的危亡之局。所以“人君拒谏，则忠臣不敢尽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为国之害也”（《诸葛亮集·文集·纳言》）。证之以蜀汉末年，后主宠信宦官黄皓，终于国破家亡，足见诸葛亮主张虚心纳谏的重要性。再次，诸葛亮希望后主不仅要主动向群臣征求有关朝政得失的意见，还要“谋及庶士”。以收“万物当其目，众音佐其耳”（《诸葛亮集·文集·视听》）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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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南阳思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