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南阳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南下荆州，想一举消灭刘备、孙权，荡平江南。刘备率残部仓皇南逃至樊口，诸葛亮见形势危迫，乃向刘备建议亲自求救于孙权。而孙权此时鉴于曹操势大，心存疑惧。其部下又分成和战两派，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经过诸葛亮纵横捭阖的外交活动，终于消除了孙权的顾虑建立了联盟。孙刘联军大败曹军于赤壁。之后，曹操退回北方；孙权据有江东，并取得荆州部分土地；刘备则乘胜占领长江以南的荆州四郡，三国鼎立的雏形自此形成。

　　赤壁战后的翌年，孙权见刘备势力日盛，又“进妹固好”，双方成为亲戚之邦。这一婚姻自然是政治性质，孙权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巩固抗曹的统一战线，另一方面也有通过妹妹监视、了解刘备动向的意图在内。不久，在刘备的请求下，孙权又将荆州要地江陵借给刘备，实际上则是将这一地区抵御曹操的防务移交给刘备，而孙权得以专力在东线抗衡曹军。这一时期的孙刘关系虽有矛盾，但不占主要地位。

　　第二时期：联盟的动摇（公元214年）

　　孙刘联盟的缔结，刘备是最大的受益者，其次则为孙权，曹操乃是一个输家。赤壁战后，诸葛亮的联吴外交思想继续发挥作用，使得刘备得以向益州发展。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进入成都，终于实现了“跨有荆益”的第一步战略目标。然而他这时却踌躇满志，骄矜之态日益显露，在思想上对“结好孙权”的重要性则日益淡漠。在刘备平定益州的过程中，有一个重大的损失，即杰出谋士庞统在雒城战役中阵亡。诸葛亮奉刘备之命率领张飞、赵云西援，荆州防务遂移交给关羽。这样做的不利后果有二：一是削弱了荆州的防御力量；二是关羽虽有“万人敌”之勇，却非一位谋略深远胸怀全局的帅才。所以，在人事安排上是不恰当的。

　　关羽傲慢自大，对联吴的外交策略毫无认识。陵轹侮慢，激化了双方的矛盾。他与吴国多次发生疆界纠纷，只是由于具有政治远见的鲁肃能够顾全大局，才没有酿成更大的事端。然而吴蜀联盟的裂痕却日益扩大。

　　在孙权方面，因曹操对南方采取守势而连年用兵关中，对吴蜀联盟的重要性的认识也发生变化，亟于想夺取荆州领土的意图却日益强烈，于是双方的矛盾逐渐激化了。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孙权派吕蒙督兵二万攻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也从成都率兵五万支援关羽。正当双方剑拔弩张将以兵戎相见之际，忽传曹操攻入汉中，“刘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于权”（《资治通鉴·汉纪》），孙权考虑曹操对自己的威胁依然存在，不愿把路走得太绝，“复派诸葛瑾报命，更寻盟好”（《资治通鉴·汉纪》）。双方乃议定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彼此之间的矛盾虽然暂时趋于缓和，但联盟的基础却动摇了。

　　第三时期：联盟的破裂（公元219年）

　　在这之后的三四年内，刘备集中力量进取汉中，击走曹操，巩固了益州的防务。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鲁肃死后，吕蒙代理其任，积极为孙权划策，要消灭关羽，“全据长江形势”（《三国志·吴志·吕蒙传》）。而关羽刚愎自用，对吴国君臣的军事密谋掉以轻心，对脆弱的吴蜀联盟全然不知维护。孙权“尝遣使为其子求婚羽女，羽骂其使，不许婚，权大怒”（《三国志·吴志·关羽传》）。姑且不论孙权求婚的真实意图何在，但“拒婚骂使”确实是十分傲慢无礼的行为。不久，当关羽攻樊城，收于禁降卒三万人，军粮奇缺，又擅取孙权的“湘关米”。促使双方矛盾趋于白热化。孙刘联盟的公开破裂，关羽是应负一定责任的。

　　吴国君臣蓄谋夺取荆州，筹划已久。孙权清醒地估计到攻占荆州必将带来很大的风险，吴蜀之间一旦弃好崇仇，以兵戎相见，倘使曹魏再蹈其背进行袭击，则吴国两面受敌将难以支持。因此，为了缓和吴魏之间的矛盾，孙权乃派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公（曹操）报使修好，誓重结婚”（《三国志·吴志·孙权传》）。所谓“结婚”，即订盟修好之意。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都是根据本国的最高利益来决定的。曹操之所以愿意与吴国缔盟，一是为了引诱孙权袭击荆州，以缓解关羽对樊城的围困；二是挑起吴蜀之争，自己坐享渔人之利。当然，孙权对此在政治上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那就是不惜纤尊降贵，向曹魏屈膝称臣，甚至上表请曹操正式即皇帝位。

　　因此，从事物矛盾的变化来分析的话，这时孙刘之间因为争夺荆州的问题，矛盾已上升为第一位，孙曹之间的矛盾则降为第二位。令人奇怪的是，不仅远在成都的刘备对孙权的密谋一无所知，竟连疆界相连近在咫尺的关羽也毫未察觉。终于发生了吕蒙偷袭荆州，关羽败亡的事件。紧接着又有刘备的兴兵报仇，吴蜀的夷陵之战。至此，前后维持了十三年之久（公元208年—公元221年）的吴蜀联盟遂全面破裂。诸葛亮联吴伐魏的外交策略也被破坏无遗。

　　第四时期：联盟的恢复与巩固（公元222年）

　　刘备猇亭惨败之后，退守白帝城，头脑又开始冷静下来。而孙权则始终担心曹魏的袭击，公元222年，遂“遣使请和，先主许之”（《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这虽然只是休战议和，实际上则是重修盟好的前奏曲。

　　刘禅即位之后（公元223年），诸葛亮主持军国大计，他高瞻远瞩，决计捐弃前嫌，与吴重修盟好。这时他的外交思想主要是：一是要北伐曹魏，必须东和孙权，以免东顾之忧。二是为了分散曹魏军力，与吴互为犄角，是战略上的需要。三是要安定南中，也应与吴国保持和好之局。因为当时孙权正在支持南中的反叛势力，还利用刘璋等人进行骚扰。四是从经济上看蜀国生产的各种物资（如蜀锦），可以沿长江东运，有利于解决北伐军需的困难。因此，不论从哪一个角度考虑，恢复吴蜀联盟都是必要的。于是遂派邓芝使吴，希望恢复盟好关系。

　　可是孙权对于吴蜀复交的问题，由于惧怕曹魏借口南侵却疑虑重重。邓芝乃主动表示：“臣今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也。”（《三国志·蜀志·邓芝传》）经过他的一番努力，终于说服了孙权与魏绝交，“专与汉连和”。这是诸葛亮外交思想的一大胜利。诚然，孙权的同意恢复同盟也是基于吴国的切身利害考虑的。首先，最终威胁吴国的生存者，是魏而不是蜀；其次，荆州已得，与蜀已无领土之争；其三，孙权向魏称臣纳贡，在政治上处于屈辱的地位，是他所不甘心的；其四，与蜀和好，可以建号称尊，专力防魏，无复西顾之忧。

　　二、《绝盟好议》的外交策略

　　自从公元223年邓芝使吴以后，两国之间信使往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和睦关系。吴蜀联盟始终具有共同抗魏的军事性质。公元224年，孙权派辅义中郎将张温使蜀，得申盟好誓言云：“吴国勤任旅力，清澄江浒，愿与有道（指蜀主），平一宇内，委心协规，有如河水。”（《三国志·吴志·张温传》）意思是说，吴国愿意沿长江一线向北出击，与蜀国共同伐魏，同心协力决不食言，滔滔黄河可以为证。

　　（一）《绝盟好议》的提出

　　蜀汉建兴七年（公元229年），孙权正式称帝，遣使至成都，以并尊东（吴）西（蜀）二帝相告，要求蜀国在外交上予以承认。这一事件在蜀汉朝廷激起了一次巨大的冲击波，不少人为之愤慨不已。因为从“天无二日，地无二王”的观念出发，蜀汉君臣以绍继汉室的正统自居，视曹魏为“篡窃”，东吴为藩属。所以，孙权称帝显然是不能被允许的，也被视为一种僭逆行为。为此，蜀汉群臣议论纷纷，“咸以为交之无益，而名体弗顺。宜显明正义，绝其明好”（《资治通鉴·魏纪》）。诸葛亮经过反复考虑，权衡利弊得失，决计承认孙权为吴国皇帝，维持吴蜀同盟关系。于是作《绝盟好议》一文，以释群疑。这是一篇反映诸葛亮外交策略思想的重要文献，闪耀着远见卓识的智慧光彩。

　　诸葛亮在这篇文章中着重阐述了争取与吴国联盟全力北伐，以加强自己战略地位的观点。其主要思想是：首先，必须继续与吴保持同盟关系，否则，一旦绝交，“便当移兵东伐”。战端一开，胜负难卜，徒使“北贼”（曹魏）坐收渔人之利，实非上策。其次，外交上的分合与否，应该衡情度势，“应权通变，弘思远益”，不能因小失大，争匹夫之忿。其三，往者，汉文帝曾与匈奴和好，以求边境安宁；近者，“先帝”（刘备）也曾与吴缔盟，并让出荆州三郡，才能北定汉中。因此，凡事不能拘泥，须审时知变。其四，针对有人提出孙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的论点，诸葛亮认为这不是断绝邦交的理由，因为孙权并非不想略地广民，只是他的兵力有限，故仅能“限江自保”而已。其五，与吴保持和好关系，即使孙权不肯派出大兵进攻曹魏，而“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魏军为了防吴，亦不能悉锐尽西，仅仅这一点，军事上的利益就是很大的了。

　　（二）陈震出使吴国与蜀吴平分天下的计划

　　诸葛亮的《绝盟好议》反复阐述了不能断绝与吴国盟好的理由，使得群疑顿消。他在统一了内部意见之后，乃派卫尉陈震出使东吴前往祝贺，表示要“赞述东西，欢乐和合”（《三国志·蜀志·陈震传》）。孙权对于蜀汉政府正式承认他为吴国皇帝十分高兴，于是和陈震“升坛歃盟，交分天下”（《资治通鉴·魏纪》）。彼此约定在共同消灭曹魏之后，平均分配魏地。尽管这只是望梅止渴的一纸空文，可是对双方精神上的鼓舞作用却很大。

　　首先，盟约协调了吴蜀双方在战略目标上的一致性，即把曹魏作为共同敌人，坚决进行讨伐。其次，进一步密切了彼此间的友好关系。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命运把双方紧密结合在一起了，因而这次盟誓是吴蜀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联盟完全巩固下来，从此之后，双方再未发生任何争端，直至蜀汉灭亡。诸葛亮外交思想的应权通变、远见卓识就表现在这些方面。

　　事实上，在吴蜀重敦盟好之后，孙权也确实多次出兵北攻曹魏，与诸葛亮北伐之师遥相呼应。然而，由于当时通讯条件十分落后，关山阻隔，信息不灵，再加上吴国伐魏有其自己的战略目的，并未悉锐以赴，所以双方在军事上的配合并非心手相应坚持有力。不过从总体上看，确实分散了魏国的兵力，既不能专力对蜀，也不能全力对吴，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诸葛亮为了使自己的外交思想得到顺利实现，在选派使吴人员方面是十分慎重的。他所委派的邓芝、费祎、陈震等人都是不辱使命的第一流外交人才，连孙权也佩服他们的器识与才能。诸葛亮深悉在三国鼎立的形势下，维护与吴国的同盟关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自从公元223年邓芝使吴恢复盟好之后，在此后的40年间吴蜀相安无事，仅经济上的贸易往来，对两国的生产发展具有很大的裨益和互补作用。

　　三、审时权变

　　诸葛亮出山之后帮助没有寸土立足之地的刘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益州开国建业，形成鼎足三分之局，这就充分证明诸葛亮的非凡才智和审时权变的能力。其外交思想的主要特点就是善于掌握错综复杂的矛盾，分清主次，正确加以处理。

　　（一）东汉末年各个分裂割据势力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

　　这期间，几经风云变幻、分化组合，到公元208年，曹操统一黄河中下游后，遂挥师南下，这时的矛盾主要集中在曹操与孙权、刘备之间。

　　矛盾有主次之分，然而在一定条件之下，次要矛盾会转化为主要矛盾，主要矛盾也会转化为次要矛盾。孙刘联合抗曹的前提就是彼此均面临着被曹操吞噬的危险，因而他们与曹操的矛盾乃是主要的矛盾。草庐决策的外交思想之所以会获得成功，就是诸葛亮已预见到孙刘联合抗曹的必要性，这是当时政治斗争形势所决定的，为了生存，双方必须联合。合则两利，分则两害，舍此别无选择。

　　孙刘联盟的实现，是由三国时期第一流的政治家外交家诸葛亮奠定基础的。他亲往东吴进行折冲樽俎的外交活动，使纷乱不已的动荡局面产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为赤壁之战的大获全胜创造了有利条件。诸葛亮在东吴虽然没有出现像《三国演义》所描述的“舌战群儒”那样紧张热烈的场面，可是其才能智慧、雄论滔滔在史籍上却有生动的记述。他出色地完成了这次外交任务，史传上称之为“奇策”，实际上就是对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与判断的结果。

　　很难设想，没有孙刘联合抗曹会取得赤壁鏖兵的胜利；也很难设想，没有赤壁之战的胜利，漂泊无依的刘备能取得荆南四郡；更难设想，没有荆州立足点和一定的实力，刘备集团能够进入益州，成就鼎足三分之业，因而孙刘缔盟的决策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二）孙刘联盟的破裂反映了主次矛盾的变化

　　赤壁大战之后，曹操深悉孙刘联合难以骤平，于是对江南采取战备防御态势，而将进攻方向用于关陇地区。曹操南下的压力一旦减轻，于是孙、刘之间为了争夺地盘问题，原已存在的矛盾乃日益激化，并由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孙权与曹操的矛盾反而下降为次要地位。
　　公元217年，具有政治远略的鲁肃突然病逝，旋即由急功近利的吕蒙代理他的职位，吕一再向孙权献计夺取荆州，从而就加剧了吴蜀之间的原来已经紧张的关系。从诸葛亮为鲁肃之死而举哀的情况来看，诸葛亮深为失去这位力主吴蜀修好的挚友感到惋惜。不久，诸葛亮也离开了荆州西上成都，继其位者为刚而自矜的关羽，双方的矛盾终于日趋激化。从现有史籍看，诸葛亮到成都后，除了供应前线，“足食足兵”之外，在军事及外交方面几乎没有过问，刘备也没有向他征询过多意见。所以，他的“东连孙权”的外交策略思想也就无法得到贯彻执行。《中庸》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孙刘联盟的建立主要归功于鲁肃和诸葛亮二人，迨后鲁肃病死，诸葛亮又离开荆州，终于出现了“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局面，使得联盟的破裂成为不可避免之事。

　　（三）分清矛盾性质，正确处理矛盾关系

　　刘禅即位之后，诸葛亮主持国政，其外交思想才再一次获得贯彻。此时吴蜀之间的关系是相当恶劣的。蜀既有荆州被夺之恨，又有“秭归蹉跌”之仇。然而诸葛亮冷静地分析形势，正确地处理主次矛盾，他忍辱负重决计与吴国恢复旧好，其胆略与识见均是非常可贵的。诸葛亮的决策思想是从下列因素出发的：

　　 1. “汉贼不两立”，蜀汉与曹魏之间的矛盾始终居于主要地位，是不可调和的。

　　 2. 蜀国要悉锐伐魏，实现“兴复汉室”的政治理想，就必须与吴国和好，方能免除后顾之忧。赵云说：“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三国志·蜀志·赵云传》）他的思想与诸葛亮是一致的，要北伐曹魏，就必须争取吴国。

　　 3. 吴、魏之间的矛盾具有敌我性质，暂时的和好是以孙权向曹操称臣纳贡为条件的。然而魏国要进一步控制吴国，孙权也不甘心于“委质于魏”的屈辱状态。因而双方的矛盾迟早是要公开化的。诸葛亮派邓芝入吴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重修盟好的任务，就是因为他看清了孙权的思想，既不愿意叫太子“内侍”魏国，更不肯自己被征“入朝”（魏国）（《三国志·蜀志·邓芝传》），为了摆脱两面受敌的困境，只有与蜀修好。

　　诸葛亮外交思想的独到之处，就是从北伐曹魏澄清寰宇这一最高原则出发，能够高瞻远瞩地分析形势，掌握矛盾的主次性质，及时采取机动灵活的政策，终于巩固了吴蜀联盟，使北伐事业得以持续进行。史称他“达智多变，正而有谋”（《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其外交思想的光辉将永照三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