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南阳

　　史称“晏少有异才，善谈易老”，以清谈著称一时。然在曹丕、曹叡当政时，“以其浮华，皆抑黜之”（《三国志·曹爽传》）。及齐王曹芳即位，大将军曹爽及太尉司马懿同受遗诏辅政。何晏深得曹爽的赏识，引为心腹，官职由散骑侍郎而侍中，再擢升为吏部尚书。但何晏依附的曹爽远不是老奸巨猾的司马懿的对手，公元249年，司马懿乘曹爽等人倾巢出游高平陵之机发动政变，曹、何等同死于司马氏的刀斧之下。

　　何晏一生著作颇多，阐述的思想也很新颖深刻，为一代文人所竞相仿效，如《颜氏家训》所说：“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随草靡。”何晏在学术上所开创的一条新路就是以道解儒，将儒道贯通起来，他既注了道家的经典《老子》，又注了儒家的经典《论语》和《周易》。

　　关于何晏注《老子》一事，《世说新语》曾两处谈到：一说“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文学篇》）；一说“何晏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文学篇》）。这两处记载，无论是“未毕”或是“始成”，都说明何晏的确注过《老子》，但未公之于世，因自认其注不及王弼，便将注《老子》的旨意缩写成《道德论》。《道德论》即“道德二论”，在南北朝时是流行于世的，许多学者都见到过。如《文心雕龙·论说篇》载：“详观兰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代，辅嗣之两例，平叔之二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人伦之英也。”这是刘勰“详观”“二论”等书后做出的高度评价，像刘勰那样的学者，是不会没看过就妄加评论的。遗憾的是这二论后来失传了。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晋书·王衍传》引的《无为论》，张湛《列子·天瑞》注引的《道论》，《仲尼篇》注引的《无名论》，即“道德二论”中的一部分。

　　何晏坚持以道解儒，他的思想主导方面属于道家。因此何晏将道家思想引入他的玄学思想体系。

　　首先，在宇宙观方面，何晏用“贵无论”改造了道家的宇宙生成说，使之成为玄学本体论。

　　何晏同《老子》一样，也把道家作为他的哲学思想的中心范畴。但又作了许多不同于《老子》的解释。就道的本质属性说来，《老子》在给道作质的规定时，虽常立它“无名”、“无声”、“无象”、“不可系”，但实际上是把道当作一种实体看待的，何晏则不把道当作实体，认为它是“无”，是空无所有。如说：“夫道者，惟无所有者也。自天地以来，皆有所有矣。”（《列子·仲尼篇》张湛注引《无名论》）他还说：“夫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则道之全焉。”（《列子·天瑞篇》张湛注引《道论》）这就是说，道是“无所有”，它“无名”、“无形”、“无声”，而天地万物却是“有所有”。何晏之所以规定道是“无所有”，并不是说道对“有所有”不起作用，不发生任何关系。他认为以道为“无所有”，是说道没有任何具体事物的那种局限性，不偏执拘泥于某物、某形、某声。“夫惟无名，故可得遍以天下之名名之”（《无名论》）。这样它便可以作为世界万物的本体。显而易见，何晏讲的“无”、“无所有”是指事物的共性，“有所有”是指具体事物而言，讲的是个性。他认为，共性要概括所有事物，它本身只能是“无”。何晏把共性理解成无，这是不科学的，作为事物的抽象，它实际包括丰富的内容，不可能是无。但他不把道和无看成实体，并企图对宇宙进行逻辑的分析，这却是一种新方法的萌芽，在克服宇宙生成论方面起了开路的作用。

　　其次，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何晏坚持和发展了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他在《景福殿赋》声称：“体天作制，顺时立政，远则袭阴阳之自然，近则本人物之至情。……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谟。除无用之官，省生事之政，绝流遁之繁礼，反民情于太素。”这里虽然也景仰周公那样的儒者，但通篇都是讴歌道家的自然无为，崇尚朴素的思想。何晏对道家的无为思想是有因有革的。道家的自然无为，一般说来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因循自然，遵从自然规律，顺物之性而作。其二，是不是有所作为，乃至废弃科学、文化、政治伦常等制度。何晏只主张顺乎自然，反对繁文缛节，主张清静无为，基本属于第一层含义。他并不主张废除名教，只要求从简，“除无用之官，省生事之政”，“任官得其人，故无为而治”（《论语集解·卫灵公》）。这是对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进一步发挥。

　　何晏同王弼曾有个圣人有无喜怒哀乐之情的辩论，这实际是关于圣人应具备什么样的品格的问题。据何邵《王弼传》载：“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之情，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三国志·钟会传》引子）何晏关于圣人无喜怒哀乐之情的具体内容，今已无法知其详情，若就《论语集解》中的论述看来，所谓圣人无情，既不是说圣人不具备种种情欲，也不是说圣人像枯木死灰一样，失却了对外物的知觉和反映。何晏所强调的，是圣人要控制情感，要“以情从理”，“不为物累”。他在注释《论语》“不迁怒，不贰过”时说：“凡人任情，喜怒违理，颜回任道，怒不过分。迁者，移也。怒当其理，不移易也。”（《雍也》）他认为，即使像颜回那样的贤人，也是有喜有怒的，只是不违理，“怒当其理”罢了。他在注释《论语》的“毋意”、“毋我”时说“毋意”，“以道为度”。“毋我”，“述古不自作，处群萃而不自异，唯道是从，故不有其身”（《子罕》）。这里强调“以道为度”、“唯道是从”，即以情从理。何晏的这一看法，同传统关于“圣人”的见解有所区别。两汉经学家，以为圣人同常人是迥然异趣的，何晏强调以情从理，实际是认为圣人也有常人一样的情欲，只不过他认为情欲是不好的，必须加以限制，纳入理的规范之中。

　　上述论及的有与无、有名与无名、有为与无为、圣人与名教等问题，都是尔后玄学所着力讨论的。由于何晏的著作散失很多，目前很难窥见其思想的全貌，仅就其他书籍引用的零星材料所反映的上述问题，已表明何晏在开一代玄学之风中的地位和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