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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自命为儒家道统的继承者，为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曾极力反对佛教。宪宗时任刑部侍郎，因反对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后移袁州刺史，长庆中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御史大夫等职。史称韩愈为人“鲠言无所忌”，关心百姓疾苦，曾依唐律禁止质身为佣的规定，计佣得赎，将袁州所没为奴婢的700余人，归还其父母，事后并上《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请皇帝责令各州县依照法律禁止典贴良人男女作奴婢，放免一切质身为佣者，其法治思想的主要论点如下：
一、 “德主刑辅”
韩愈持儒家的“德主刑辅”观点，他说：“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免而无耻，不如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也。”他认为，秦“传二世而天下倾者”，就是因为先王之道衰，纪纲亡；治国当“先仁义”，以德教化，只要用先王之教，加强个人修身养性，就可使人“顺而祥”、“爱而公”、“和而平”，顺从封建统治者，不破坏封建社会秩序。但是，韩愈也不忽视刑的作用，特别强调绝不可“惮于行刑”，如果劳动人民不尽力“奉事”封建统治者，就要使用刑罚，“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韩愈继承董仲舒的人性论，认为人性是“与生俱生”的，分为上、中、下三品，以此论证封建等级制度是合乎人性的。这种理论也为封建法律把主要锋芒指向劳动人民提供了一种根据。他说，具有上品性的人生而具有仁、义、礼、智、信等完善的品德，中品之性可能走向上品或下品，至于下品之性，与五种道德相悖逆，是不可改变的“恶”性。与性三品相适应，人情也分三品。上品的情“动而处其中”，有所发动也恰到好处，能符合封建道德原则；中品的情的发动有过与不及；下品的情的发动，完全不符合封建道德标准。具有下品之情的人，天生具有犯罪的因素，实际上所指的就是劳动人民。他认为，对于中品以上的性可以进行教育，使“上之性就学而愈明”，即中之性改变为上之性。至于下之性，是不可教育的，只可采取严峻的强制手段，控制或减少其犯罪，因为下之性“畏威”。
二、 “经、律无失其指”
韩愈认为封建执法活动不仅要依据法律，而且应当与儒家的经义相合；律是“圣人”制定的、符合儒家经义的；但执法者不能都是“圣人”，因此需要以经义“制有司者”，使执法活动与经义相合。对于法律无明确规定的疑难案件，“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即根据儒家的经义处理。他在论述如何论处复仇案件时说，法律没有这方面的条文，是因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即与儒家经义不合；“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对于这种案件，即可“酌其宜而处之”，使“经、律无失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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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南阳思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