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南阳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它虽未能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悲惨境遇，但它却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一次解放，民族觉醒、民主精神得到广泛传播，为中国的进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山河破碎，主权沦丧，人民挣扎于死亡线上。南阳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在清廷官吏、满汉地主、商业资本家以及披着宗教外衣的传教士的重重剥削和压迫之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甲午战败，庚子赔款，昏庸无能的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当时南阳府摊缴赔款白银每年在15万两以上。特别是梵蒂冈的外国传教士，盘踞靳岗，扎营修寨，侵占良田，凌辱百姓，甚至私自任命中国官吏，激起了南阳人民的极大愤慨和不断反抗，而清政府畏惧洋人处处给予让步和庇护。

　　1906年6月1日公然决定：“因义和团运动期间，南阳府等地戕害凌辱外国传教士和外国人，特停止文、武科举考试五年。”同时应洋人要求，强令南阳等十九州县赔偿传教士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损失共计白银6万两、钱3万串、地32顷。清朝政府的腐朽统治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使国家民族危在旦夕，许多爱国志士纷纷起来为救国救民而奔走呼号，民族民主革命浪潮风起云涌。1905年左右，南阳一批在外求学的进步青年，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参加了革命活动。1907年，南阳相继创办了学堂，大力宣传孙中山先生提出的用革命手段实现民族、民主和民生的思想，这不仅为辛亥革命在南阳做好思想准备，而且发动了大批青年志士投入到辛亥革命的洪流中，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和阶级基础。

　　在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和辛亥革命的浴血奋战中，南阳涌现出一批批革命志士，王庚先、杨鹤汀、马云卿、徐万年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一、王庚先的反清革命思想

　　王庚先（1866~1934），字协三，邓州市白牛人。幼年家贫，勤奋好学。1905年在赴日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1907年在日本高等警监学校毕业后回到邓州创立了邓州市第一所洋学堂，出任邓州师范学堂（今天的砚寺学校）堂长兼教育会长。他在全县开办学堂百余所，主张以教育启迪民智，唤起民众。他号召群众“要懂得革命的意义，就要上学读书……学国文、数学、历史、地理……一切能拯救我们命运的科学和思想……”并要“团结起来，打倒贪官，免除捐税，才能过上好日子”。知州温绍梁因庚先倡导抗捐而将其下狱判刑。民心大愤，聚众数千名各持杈把扫帚打进州衙，引发震动一时的邓县“踏衙门”事件。后知州慑于民众压力将庚先释放。王庚先所创办的学堂培养了一批激进的民主革命思想的青年人。他们后来成为了革命运动的骨干力量，为共产党领导的谷社暴动奠定了基础。

　　武昌起义后，王庚先奔走于开封、豫东等地，联络同盟会员，组织举义，不幸事泄，遭军警包围。庚先幸免脱险，即赴武昌，被黎元洪委任为北伐军左军先锋粮台帮办，随军北上，直抵南阳。中华民国成立后，被选为河南省会议员，曾任新野、嵩山知事。

　　二、杨鹤汀的反清革命思想

　　杨鹤汀（1877~1961），名维鲁，字鹤汀。宛城区人。其祖经商致富，至鹤汀一代家境已日渐衰落。他勉强读完了北京法政学堂。在京求学期间，他不满清廷腐败，深受孙中山先生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参加了同盟会，立志从事教育，开发民智，育才救国。返豫后，在开封任中州公学教习。1908年3月，与同盟会会员罗飞声及开封优级师范南阳籍学生一道回南阳，创办了南阳公学，自任监督。自此，鹤汀先生一面教书育人，一面联络社会各阶层进步人士，进行反清革命活动。在他的影响下，学校有150多名师生先后加入同盟会，成为辛亥革命时期南阳一带的中坚力量。1911年10月武昌首义之前，该校同盟会会员购买枪支，待机起义。不料，起义消息泄露，枪支被南阳知县文策扣留，起义计划遂告失败。当时驻守南阳的清朝总兵谢宝胜四处搜捕革命党人，鹤汀幸免于难。1912年革命军马云卿率部进驻南阳后，杨鹤汀出任知府后即赈济贫苦，惩治坏人，政令一新。正当此时，南北“议和”，袁世凯篡夺了政权，鹤汀愤然弃官而去。

　　三、徐万年的反清革命思想

　　徐万年（1880~1954），字寿亭，宛城区人。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十几岁就到店铺当学徒。因为他生活于社会下层，深受帝、官、封的蹂躏和迫害，也目睹了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清政府的懦弱无能，接受了当时的革新思想走上了反清抗洋的革命道路。徐万年认为，要民族独立，必须反对列强，要反对列强，必须推翻清政府。1906年，他加入共进会。由于他为人正直，工作热情，被推举为湖北炮兵团第八标的总代表。他广交有志青年，并以组织同乡会为名，在炮队中发展革命党人，先后发展共进会会员200多人。1911年9月24日，他秘密赴武昌，参加了辛亥首义的一次重要会议，通过了起义行动方案和起义人员名单。1911年10月10日，辛亥首义大功告成。因在武昌首义中成绩卓著，被列为甲级功臣。1912年，徐万年任北伐左路军副司令兼军事顾问官；1922年孙中山先生委任其为军事委员会委员；1925年被推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同志会”指导员。

　　四、马云卿的反清革命思想

　　马云卿（1877~1913），字克印，新野县人。1904年，因生活所迫应募到湖北提督第八镇统制张彪部下当兵，曾参加反清组织“文学社”。1911年参加武昌首义，战斗中负伤。当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慰问负伤将领时，云卿慷慨陈词：“大丈夫死不惧，何惧区区小伤！”并表示“革命军人以革命为重，岂由个人所为！”因此深受黎元洪的赏识。湖北军政府成立后，他被任命为稽查长，后被任命为军务部长。

　　 1911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党员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全国革命纷纷响应。同年11月，南阳同盟会以同乡会名义召集宛属各县会员七八十人在南阳城内县学馆秘密集会，决定立即组织群众，待机起义。

　　武昌首义后，由于河南成了北京的屏障，清政府调动北洋军入豫，借以阻革命军北进镇压河南革命运动。河南革命党人多次发起的起义都告失败。河南人民纷纷致书湖北军政府要求派军攻占河南，并进献了河南地形图。当时，在湖北军中有许多豫籍革命党人在军政府和民军中任要职，仅南阳籍的就有14人，除徐万年、马云卿外，还有胡玉珍、鲁祖珍等，他们对河南的革命运动非常关心，对反动派对河南起义的镇压深感气愤。于是湖北民军中豫籍官兵在中州会馆开会，决定组织军队，名曰：“河南旅鄂奋勇军”，共推马云卿为首领，由湖北军政府配发武器，于1912年元月下旬，由襄阳北上进入河南。

　　马云卿率领奋勇军与刘凤桐（任参谋）和在河南参加起义未成后转到湖北的革命党人郑襄亭等领导军队北伐。由于奋勇军官兵大多为河南籍人，对家乡地理形势熟，再加上南阳人民的密切配合以及官兵们对家乡父老的深情厚爱，不久便抄小道直抵新野，全歼清守军、南阳镇前哨部队第八营，委任王庚先为县知事。时下襄樊招讨使季雨霖部下阙龙所率军队亦攻下邓县（委革命党人李述之为县知事），于2月14日与云卿部在新野会合。

　　奋勇军所向无敌，英勇无比。南阳诸县绅学各界闻之俱受震动。1912年1月16日杨鹤汀联络南阳各县地方绅士，赴南阳决定于此日宣布独立，并推举谢宝胜为都督，而谢拒不接受。谢宝胜是当时驻守南阳的清南阳镇总兵，此人是一个死心塌地为清廷卖命的走狗，绰号谢老道。马云卿所率奋勇军攻克新野后曾致书于谢宝胜劝其投降，否则即行攻城。杨鹤汀以及南阳地方乡绅也纷纷向谢进言，说革命军如何强大，劝其放下武器，投降革命。然而谢拒而不听，一边加紧布防，一边以交涉之名派人到新野刺探军情。马云卿怒训来使：“汝回告谢老道，叫他速把南阳腾了，若有迟误，我这开山大炮十台有余，花眼机关一营，架炮独山，区区南阳只需三炮，恐鸡笼难存！”于是谢宝胜又将邓、新线残部和唐河驻军集中南阳，并于2月16日强迫士兵在校场宣誓，妄图顽抗到底。2月17日，即1912年农历除夕之夜，奋勇军先头部队伍抵达南阳城南三十里屯。南阳地方各界人士深恐战祸临头，多次向谢宝胜请求，以地方安全为重，谋求妥善办法。而谢表示要坚决顽抗到底与城共存亡。这时被革命军吓破了胆的南阳知府徐承焜，惊恐万分，于次日（农历正月初一）清晨，在士兵的护卫下，仓惶逃出城去。同日上午守城官兵先后哗变，纷纷改服易装，或逃跑或投降奋勇军，城内秩序大乱。再有杨鹤汀为使奋勇军早日光复南阳，请其堂兄杨汉亭诱骗谢宝胜离宛。时值季雨霖军奉令由新、邓南撤，杨汉亭诈称该军北来宛城，谢宝胜信以为真。他看大势已去，即乘马由东门狼狈窜逃。接着，南阳知县文在方（文策）也由北门逃命。谢宝胜逃至方城独树后，遂自毙而死。至此，奋勇军不战而胜，光复南阳。

　　 1912年2月19日，奋勇军在马云卿的率领下进驻南阳。南阳城内一片欢腾。人们争先恐后涌向街头，欢迎革命军的到来，并自发地聚集起来捣毁了长期盘剥人民的“富有当”（当铺）、“天福楼”（银楼）、“泰兰恒”（钱庄）。经南阳各界推选，杨鹤汀出任南阳府知府，朱霞任南阳县知县，并布告安民，发放一批谷物给贫苦市民。一时间人们兴高采烈，而“昔日之一般为虎作伥，媚官欺民之恶劣绅士……或弃家抛产，匿迹穷乡，或摇尾乞怜，委曲求全，一种可哀可怜之态度，几不忍睹”（1912年6月23日开封《大中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