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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人民反帝爱国思想主要反映在反洋教斗争中。1842年8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之后不久,又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两个附件。中国大门被西方坚船利炮打开后,基督教、天主教等洋教在中国的传教范围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天主教在南阳的活动更加活跃。1843年河南天主教教徒已发展到两千余人。罗马教廷为了进一步扩大传教范围,将原属江南教区的河南省教务分离出来建立一个独立的新教区。经过一年的筹划,于1844年将南阳的靳岗正式定为统帅河南全省天主教教务中心——总堂所在地。除统辖河南全省教务外,还管辖河北、安徽、湖北、陕西等省的部分教堂。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第二款中规定:“耶稣教、天主教教士得以自由传教,得以在各通商口岸任意盖房,设立教堂、医院、学校、坟地、仓库等。中国人如触犯、破坏教堂、坟地,地方官应加严惩。”同年10月签订的中法《北京条约》第三款中也有“天主教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法国人得往内地游历”的内容规定。从此以后,各地教会乘机索取以往已被没收过的房产、地产,强行租地建房,制造出许多事端和纠纷。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1901年9月清政府又与西方11个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此后,南阳靳岗教堂通过购买、捐献、借贷、抵押等办法,占有土地达3000多亩,使前天洼、后天洼、孙庄、韩庄、小林庄、张庄、坡桥、赵庄等十几村庄的大多数农户沦为天主教堂的佃户。南阳教区借助近水楼台的有利条件,受靳岗总教堂的资助较多,宛属十三个县的传教活动比较活跃,影响也较为深重。到解放前夕有教徒27000人左右,另有听众16000多人,一等堂口、二等堂口100多处,房产、地产、医院、学校等财产设施很多。
南阳教区各地在设立教堂、购置田产、索取赔款等直接侵犯群众权益的事端层出不穷。加上部分传教士又不断做出触犯法纪、背离民俗、无端欺压群众的恶劣行径,时常引发各种事端。腐败的清政府,不仅不给群众的正义斗争以必要的支持,反而采取强制的手段,对人民群众实行镇压。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领土上肆意活动,搜集情报,充当间谍;强占民宅田园,危害中国老百姓;称霸乡里,包揽词讼,为非作歹。教会的这些罪行激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恨。南阳人民纷纷起来斗争,把矛头指向各地的教堂和外国传教士,连年不断地掀起多种形式的抗暴运动。
1864年桐柏县的官绅与群众共同拆毁县城天主教堂。次年又同心协力对该教堂进行第二次进攻。从此,揭开近代南阳人民反洋教斗争的序幕。1866年6月桐柏人民又愤怒地捣毁了平氏教堂。
1868年11月南阳人民散发传单,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强烈反对天主教教会在城内建立教堂。1873年4月,再一次掀起反洋教高潮,坚决抵制在城内设立天主教教堂。
1884年法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史称中法战争。南阳人民怒火中烧,酝酿拆毁靳岗等地教堂,逐杀外国传教士。主教安西满(实为意大利人但持用法国安西满的护照)仓惶逃往湖北。
光绪年间,南阳、桐柏、唐河、南召、镇平、方城等宛属各县及黄河以南广大地区,在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下,反抗帝国主义入侵的斗争形成高潮,捣毁或焚烧教堂,驱逐或追杀洋人传教士的事件到处发生。1900年,以义和团人高福朝为首,组织动员南阳英庄、刘家荒一带的农民,带着刀枪棍棒,埋伏在新店寨周围,等候从内黄等地被义和团驱赶出的外国传教士李约翰等人。次日,当李约翰等传教士的洋车走出南门外以后,守候在附近的群众一哄而上,将人车包围起来,当场把他们乘坐的洋车砸得粉碎,还杀掉两匹运东西的骡子,吓得他们跪在地上叩头求饶。同年,南阳大旱,农作物绝收,久已酝酿的反帝斗争情绪日益高涨。6月13日,白河以东的农民集合了七千多人,手拿大刀,身背木棒,扛着红底镶黑边或黄边的三角旗直奔靳岗教堂,沿途村庄的农民也纷纷拿起武器自动地加入斗争的行列。行至孙庄,首先把一家教徒的三间房子烧毁,没收了10户素有恶迹的教徒的财产。另一批农民队伍拥进县城,许多市民也振臂高呼:“扒洋楼,报冤仇。”队伍行至南阳县城十字街东边天主教堂的时候,一哄而上,爬上院墙动手拆毁教堂的房屋。南阳镇左营旗人双奎带兵前来镇压,愤怒的群众在房上砖瓦齐下,把他乘坐的轿子砸得七零八落,不得不抱头鼠窜,仓惶逃命。城内富豪教徒裴辑五、褚福高等几家的房子也一并给捣毁,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另外,南阳李家湾一带的群众拆毁了靳岗教堂在那里的四五十间房屋;南阳安皋的群众没收了教徒邓四炮经营的商店财物。
1901年南阳安皋一带群众,为了抵制南阳县教案赔款35000两白银的摊派任务,群众公举太清观蒙古族王姓族长王钟寺为首领,成立一个由附近村庄群众参加的大联庄社组织,准备用集体的武装力量拒绝承担这次沉重的经济摊派负担。他们白天集中“亮兵”示威,夜间轮流站岗放哨,几次赶走前来传讯王钟寺的府县差役。7月间,王钟寺与前来问罪的官员潘守濂在安皋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公开谈判。潘守濂看到如此众多的有组织的群众队伍,深恐激起众怒和民愤而引发暴乱,不得不当面承诺免去这一带村庄所担负的赔偿款项,仓惶离去,斗争取得了彻底胜利。
1901年5月,以唐河县人罗正杰、桐柏县人毕西奎、泌阳县人张云卿等为首,在三县组织起“齐心会”,提出“扫清灭洋”的口号,号召大家共同抵抗清政府沉重的赋税负担,并坚决拒绝为赔偿外国教会的损失而强行摊派的银两。他们在苟庙东岳大帝神像前歃血盟誓并规定:齐心协力,抗粮抗捐,赶走洋鬼,捉拿洋奴,平时生产,战时迎敌,鸣炮三声为信号,各村自带武器干粮到指定地点集合。并推举齐心会会首张云卿为领兵元帅,毕西奎为军师,分头发动群众准备起义。自1901年5月起,齐心会先后在唐河清凉寺、苟庙、安棚,泌阳县高店、盘古、大磨,桐柏县的大河、二郎山等地“亮兵”,捣毁安棚、郝店、乔庄、褚庄等地教堂,擒杀唐河县张林村邓老七和泌阳县褚湾村叶长荣等有恶迹的教徒。1902年3月上旬,南阳知府及唐县、桐柏、泌阳三县知县会集安棚,筹划镇压齐心会。齐心会紧急“传队”,包围安棚镇署,将地方官员全部擒拿。罗正杰掣出大刀架在唐县知县脖子上,厉声问道:“洋款还加不加?免了便罢,要加就砍!不单杀你,还要杀尽一切走狗!”南阳知府和唐县知县当面应允“永不交洋款”,并立字为据,这才放了他们。1902年3月14日,罗正杰、张云卿、毕西奎等率领齐心会会众还捣毁桐柏乌金沟教堂,打死了贪污中饱、民愤极大的教会帮凶顾高顺等10人。3月17日三县边界地区两万多会众包围了泌阳县县城,勒令知县费鸿章交出作恶多端的洋奴刘万谦。
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全国人民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工农商学兵纷纷起来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当时国民党唐河驻防军,在唐河各界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将天主教堂门口歌颂时慎修(由意大利培养的中国神甫)的石碑推倒,磨去碑文,刻上“勿忘国耻”四个大字后重新立在原处。意大利籍传教士冉尼尼到唐河天主教堂当神甫后,无视中国人民的爱国行动,无理将这块碑推倒,激起了唐河县各界群众的反帝怒火,他们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冉尼尼的无理行径。示威群众一直涌到天主教堂院内,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冉尼尼在声势浩大的群众压力下,不得不离开唐河到南阳靳岗天主教总堂。冉尼尼在去靳岗途中,企图倚仗帝国主义势力,给意大利驻中国南京领事馆发去一份电报,请求领事馆对国民党南京政府提出抗议。为此,南阳人民愤怒地找靳岗教堂主教包海容质问此事。包海容看到中国人民反帝的高涨形势,责怪冉尼尼往南京领事馆发报不对。经过月余的周旋之后,包海容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将冉尼尼遣返回国,以此来缓和与民众间的激烈争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德意志联邦和意大利、日本三个法西斯国家结成轴心国,发动了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作为反侵略的同盟国之一,与三国处于敌对的作战国地位。1942年,驻南阳的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在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奉命将居住在河南信阳、郑州、洛阳、南阳等地的德、意两国传教士,强行集中在内乡县天主教堂、城隍庙和淅川集中营内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被集中拘禁的德、意传教士多达300余人。1944年国民党中央委员、全国天主教总教主于斌前来为拘禁传教士开脱,卖国嘴脸暴露无遗。
南阳人民反洋教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蓬勃生机,而且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南阳人民反洋教斗争书写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光辉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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