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南阳

　　别廷芳地方自治首先从军事入手，他将内乡（当时包括西峡）全县凡16岁至40岁的男丁，除公务人员、在校学生及病残者外，按年龄、体力、家庭男丁的多寡分编为9个团，12个常备营和18个后备营以及由16岁至40岁未参加常备营、后备营的男丁组建成预备队。常备营即为职业兵；后备营是经过训练后发给枪支返家务农，一旦有事，招之即来；预备队具有警察性质，维护地方治安。1928年~1929年间，别廷芳在西峡口和内乡县城创办军官学校（教导团），培养军事骨干以增强民团的军事素质。几年时间，便形成了持枪团丁两万余人，经过训练的无枪壮丁一万余人的武装力量，成为他在内乡推行地方自治的支柱和后盾。1928年，别廷芳高薪聘请造枪工人，并在后寨办起了造枪厂。生产“后寨造”步枪。随后，又聘请技师、招收工人，工厂规模不断扩大，到1940年的十余年间，该厂共生产步枪20000余支，轻重机枪5000挺，手提花眼机枪1500多挺；八二迫击炮150多门，炮弹、手榴弹各数万发。该厂生产的枪炮子弹，全归宛西民团使用，使其武器装备大为加强。

　　在政治上，别廷芳建立了严密的保甲制度。早在1927年，别廷芳就下令取消各自为政的寨局，全县建立16个区（次年又改为9个区）、72个联保、720个保。每10户为1甲，设甲长。10甲为1保，设保长。10保为1联保，设联保主任。8个联保为一区，设区长。甲长与百姓，甲长与保长，保长与联保主任，联保主任与区长实行“连坐”。即一人犯法全家连坐，一家犯法，保甲连坐。为防止溃兵散勇侵扰危害，外地歹人入境作恶，从1931年起，别廷芳在内乡全县推行“五大证”，以防群众出入本县县境，便于纠查，凡无证者、外地人不准入境，确保社会秩序安定，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措施提高了别廷芳的政治威望，为他推行地方自治，提供了政治条件。

　　在经济上，别廷芳大办农业，植树造林，兴修水利，治河改地。自1929年开始，邀请具有科学技术知识和植树造林经验的陈凤桐、贺体等人筹划和领导内乡县的工业、农业和林业生产。每年冬天，便征调数以万计的民工，浚河挖渠，修堤筑坝，植树造林。经过多年经营，在内乡县境内的湍河、默河、丁河、老鹳河等河岸增开稻田670多顷，山坡、河岸、路旁植树8000多万株，修筑渠堤145道。1934年，别廷芳亲自主持参加修筑起石龙堰大渠（又称别公堰），用来发电，并能灌溉666.7公顷土地，至今仍在发挥着效益。别廷芳还大力创办工业。开办了水电厂、灯泡厂、丝绸厂、玻璃厂、造纸厂、铁锅厂、酿酒厂、农具修造所等。别廷芳还颁布了推行禁止吸大烟、禁吸纸烟、禁用洋靛、禁用洋货、禁止赌博的“五大禁”的命令，以此保护地方工业，整顿社会风尚。

　　别廷芳为确保财政经济，又实施三项重大举措。一是在内乡县境内发行“内乡县金融流通券”（纸币），建立独立的金融体系。这种纸币后来扩大流通到南阳全区以及相邻的许昌、漯河一带。流通券投放市场后，逐渐控制了金融，为推行地方自治，奠定了经济基础。另外，别廷芳还在内乡县的西峡口南寨成立“内乡金融流通合作社”和“借贷所”，以低息贷款扶持农工商人的生产运销。其后，又在县城、七峪等集镇设立了同类组织。二是丈量土地，清理田赋，制定“稞石册”。别廷芳在统一内乡过程中，发现田赋混乱，百姓负担不均，加之各区乡保甲长层层浮加和从中渔利。为改变这种状况，他从1929年起，集中训练了200个能写会算的人分派到各地，各区选出土地陈报员，再进行训练。由经过训练的1000多人，对全县的所有土地进行丈量，以户为单位进行登记，写清亩数和银两稞石数，并规定出土地等级，以等级定稞石，经过丈量，全县共查出土地8.7多万公顷，确定稞石15万石，银两11000多两，折合银元64万多元。不仅改变了田赋混乱、负担不均的现象，而且增加了政府收入。三是整理契税，确定商业税收制度。1929年，别廷芳在内乡县城设立契税管理局，并委派了局长，在全县9个区各设一名征收员，专门对从事买卖土地、房产者进行征税。这批收入，三成上交省方，七成留归地方，增加了地方财政来源。

　　在教育方面，别廷芳注意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他提倡以儒学为主要教学内容，还讲授地方自治，讲授植树、种田、修路、办电等知识。别廷芳在其幕僚、属下程炳传、符春轩、陈凤桐等人合力下，编写了《地方自治》、《治河改地》、《植树经验谈》、《民众课本》等书，作为在校学生和强制推行民众扫盲的必修课程。别廷芳曾说过，立法贵于信始，行法在于得人。不得于人，不信于始，虽圣哲无以为治。因而，他广办学校，发展教育，为地方自治培养各方面人才。别廷芳由举办训练班发展到办专业教育、普通中小学教育和成人教育。1931年，别廷芳在西峡口南关关帝庙创办公文讲习所，训练自治指导人员。1933年建立农林自治指导班，培养地方自治骨干。同年，与邓县、镇平、淅川合办培养小学教师的宛西乡村师范，并设有培养地方自治干部的自治班。当时的区长、乡长、联保主任、保长多是宛西乡村师范学校毕业的（俗称天宁寺师范）。该学校既开设理论课程，又在学校开辟的实验区里从事修路、种田、造林等实验，还将体育课改为军事训练课。据1938年统计，内乡县共办小学235所，各区、保均设立小学。宛西乡村师范学校1所。另外，全县各保至少办1所民众学校（夜校），进行扫盲、识字教育。为了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和教学质量，别廷芳还聘请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张含清等人，到内乡县训练师资。1936年，别廷芳下令内乡县教育局等，对全县小学教师进行鉴定。对不合格人员再进行集训，别廷芳通过自己创办的各类学校培养的人员，派至各区、乡，担任自治指导员、联保主任、保长、教育委员、学校校长、农场或林场场长等职，使其推行地方自治有了组织保证。同时，通过各类学校的创办，使内乡县呈现出文化猛进、教育繁荣的局面。

　　别廷芳上述措施的实施，使内乡县呈现出社会安定、生产发展、文化教育繁荣的局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其原因是：一是顺乎民心。清末民初时期，政治腐败，内外交困，地方官员的贪污中饱，豪绅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加重，使农村凋敝，民不聊生，不少农民求生无路，被迫铤而走险；一些地痞流氓乘机拉杆结伙，四处抢劫，政府软弱无力，左右不了大局；新旧军阀各据一方，你争我夺，连年混战；地方上的各种武力，为求生存和发展，自找靠山，攻城掠地，胜者占地为王，败者溃散为匪。加之内乡县地处豫陕交界，境内大山绵延，交通不便，易于隐蔽，加重了全县的贫困与混乱。这种局面，不仅农民无法改变，就连当时的政府也无能为力。这种局面，不但严重威胁着地主阶级的安全和利益，而且也使一般穷苦民众有地不能耕，有工不能作，损失之重，骇人听闻。所以，治穷治乱已成为社会各阶级的普遍要求。当时，中国共产党虽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但由于种种原因，还未能为这里的老百姓所了解、所接受。在乡村建设派的理论风靡全国的情况下，别廷芳把他的自治理论与孙中山的建国大纲联系起来，从根治穷乱做起，就会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也确能解决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这使得别廷芳推行的地方自治顺乎民心，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二是纳贤容能。别廷芳当初虽提出了实行内乡地方自治，但到底怎样自治，如何建设内乡，他并没有具体办法，后来所以能制定出一套完整的地方自治办法，是由于他善于听取、接受一些志士仁人的建议，并任用了一些自治派人物的结果。最早向别廷芳提出建设内乡的，是在冯玉祥部任职的中共地下党员陈凤桐。1930年，陈凤桐回内乡赤眉省亲，向别廷芳介绍了中外形势，提出了建设内乡县的具体建议。如禁止种大烟、禁止吸大烟；解放妇女，禁止缠足；兴办学校，培养人才；调查户口、丈量土地；禁止贪污，打倒恶霸，消灭剥削压迫；发展交通，植树造林，治河改地；免除苛捐杂税；办工厂、振兴实业等。向别廷芳介绍地方自治理论与实践的，是镇平县的彭禹廷。彭禹廷推荐别廷芳参观河北省定县霍城村创办的国民学校，介绍其实行村治和制定村治条约，以及20年成为模范村的情况，还介绍了他与梁漱溟创办百泉乡村师范学校，推行乡村建设，实行地方自治，以期达到“村村无讼，家家有余”的理论。这一切，为别廷芳推行地方自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具体帮助别廷芳推行地方自治的，是在河南省地方自治筹备处、自治协会、自治学社等处任职，办过《河南自治报》和杂志，并被任命为豫西、豫西南地区地方自治督察员的杨仪山。1933年杨仪山到内乡后，被别廷芳挽留七年之久。杨仪山在内乡期间，经常奔走于农村、机关、学校和别廷芳的司令部，讲地方自治，培养自治干部，成为别廷芳推行地方自治的“指导员”。另外，别廷芳还注意吸取山东地方自治的经验，桐柏县治河改地的经验等。三是严刑重法。别廷芳生长成长在乱世，深知“坏人不除，政治决难进步”。他仿照历代统治者的办法，“治乱世，用重典”，把违背他意志的人统统视为坏人，轻者责罚，重者杀头、活埋。为禁吸纸烟，他打过卖纸烟的小贩，罚过吸纸烟的官员和群众；为治盗窃，他杀过偷掰包谷穗的小孩和偷扒红薯的农民；为保护公路，他打过没执行“雨后铺沙，雪后扫雪”规定的联保主任；对妨碍他的势力或个人，坚决消灭之；对反对他而不便处决的人，则利用打黑枪的办法铲除之。这种办法，确实错杀了很多人。

　　别廷芳在宛西推行地方自治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一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内乡推行地方自治十几年，兵匪横行、各种势力独霸一方的局面为之一变。军政统一，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及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环境。四通八达的公路、电话网，不仅改变了交通通讯条件，而且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改变该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与山争地，与河争地，丈量土地，引进优良品种，扩大了耕地面积，提高了单位产量，减轻了负担。各区保广设学校，有利于教育文化事业的普及与发展。修建水渠、发电厂、酿酒公司等，不仅获得了经济效益，而且对后来工农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二是为全民抗战作了准备。别廷芳在宛西大规模推行地方自治之际，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从我国东北向华北扩大侵略之时。我们虽不能说当时的别廷芳主观上已经认识到了民族的危亡，因而作好抵抗外敌侵略的准备，但他推行地方自治的结果，客观上却起到了这方面的作用。首先，宛西各县社会秩序安定、生产发展、财富增加，交通通讯事业亦有长足发展，加之天然的地理环境，为后来河南省会开封及豫北、豫东大片国土沦陷后，河南省军政机关、学校迁此，以坚持抗战，准备了条件。宛西各县作为河南的抗战后方长达七年之久，不能不说与别廷芳推行地方自治所取得的成果有关。其次，别廷芳在推行地方自治过程中，实行寓兵于工、寓兵于农的政策，普遍建立自卫武装，并训练各县壮丁。至抗战全面爆发，别廷芳拥有训练有素的壮丁20余万。这批壮丁，不仅是前线抗日军队的来源和后方维持社会秩序、防止汉奸敌特破坏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在直接配合正规军与日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日军发动随枣战役时，一度侵占河南的新野、唐河。别廷芳一方面命令唐河、泌阳、桐柏、新野四县民团投入战斗，一方面从南阳、内乡、镇平、淅川调集民团七千人，配合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勇猛前进，强袭敌人，一克新野，再克唐河。然后进行总反攻，大破敌军，毙敌七千余人，缴获战利品很多，受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明令嘉奖。三是为抗战初期中共在宛属地区发展提供了方便。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捷报频传。这种情况，使以前镇压过共产党，时任河南省第六区（宛属）抗敌自卫团司令的别廷芳思想发生了变化，他检讨了自己以前对共产党缺乏了解，明确向当时中共河南省委负责同志表示，愿意和共产党合作抗日，坚决不打共产党，更不能当汉奸。并表示今后新四军需要帮助时，坚决帮忙。从抗战全面爆发到别廷芳病逝的四年里，他一直与中共保持较好的关系，从各方面给中共以帮助。中共地下党员在南阳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亲临现场，表示支持；对中共在其辖区内活动，他采取睁只眼、闭只眼，不加追问的策略；对中共在中原地区的战略支点竹沟镇，不仅给予枪弹接济，而且还派部进驻附近，保卫其安全。别廷芳为抗战初期中共在豫西南地区发展壮大，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掩护、输送干部，建立与扩大抗日武装，提供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