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南阳

　　1935年参加轰动中外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随后他参加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向民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先后担任北大分队组织委员、北大区队宣传委员,并于1936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9月转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北京大学支部宣传委员,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形势十分严峻。袁宝华离开北京大学回到家乡河南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斗争,他先后担任过开封和南阳平津同学会执行委员、南召县自卫团政训主任、中共南阳特支委员、中共南召区委委员、南阳中心县委委员、豫鄂陕边区工委委员、豫西南特委(地委)委员兼南召县委统战部长。

　　 1940年底,袁宝华经西安到达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1941年3月调到中央组织部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袁宝华奉调随大批干部从延安到东北开展工作。先后担任县委副书记、书记,省委分委宣传部长、省委研究室副主任兼青委书记等职。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全国解放前夕,袁宝华调东北工业部，这是他从事40余年经济领导工作的开端。

　　新中国成立以后,袁宝华担任东北工业部秘书长兼计划处处长。1952年随中国代表团赴苏联谈判我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苏方援建项目。1953年调北京工作,先后在重工业部、冶金工业部、国家物资总局、物资管理部、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等重要经济管理部门担任局长、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副主任、主任等领导职务。1980年3月和1985年6月，经中共中央决定、国务院任命先后兼任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主任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党组书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创建并领导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后更名为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在此期间,他作为代表出席了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在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为第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40多年来,袁宝华一直在我国工业主管部门和国民经济综合部门担任主要领导工作,经历了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熟悉新中国工业和经济发展情况,对我国经济建设从实践到理论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重视调查研究,善于总结经验。他多次指出,建国后我国的工业建设总的看来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门类比较齐全,布局有所改善,技术水平有所提高,生产发展较快,有些产品的产量居于世界前列,工矿产品出口增长较快,积累了企业管理经验,培养了一大批干部,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经济建设中,管理体制、经济结构、产品结构、组织结构都存在着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整和改革。回顾这段历史,他认为应当认真总结吸取经验教训:一是基本建设要量力而行,不能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二是工业生产要讲综合平衡,不能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三是工业内部要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势必导致工业内部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产业结构畸形发展;四是要坚持把质量、品种放在第一位；五是要坚持专业化协作和社会化大生产,不能自成体系,搞“大而全”、“小而全”；六是要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正确发挥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七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要承认多种经营方式长期并存的客观必然性；八是要重视科学技术,充分发挥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加强职工的技术培训；九是要正确处理生产和生活的关系,关心职工的物质利益。他一贯主张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讲求实效,尤其重视科学技术在发展生产中的积极作用,力主经济建设要走出中国自己的新路子。

　　如何走出中国工业发展的新路子?袁宝华认为,我们的经济工作过去走的是一条高速度、高积累、低效益、人民得不到实惠的路。这条路,我们再也不能继续走下去了。现在发展经济,要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争取有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实现效益和速度的统一。

　　袁宝华对中国工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0世纪50年代,为发展我国钢铁工业,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戈壁山川,选厂址,上项目。现在我国大大小小的钢铁基地的建设,许多都与他的努力有关。20世纪60年代,针对当时出现的生产资料产需脱节、流通混乱的状况,根据刘少奇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在总结了几年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国家经委提出了集中统一管理物资的重大方针政策,这对于统一计划、调整经济、巩固全民所有制具有重要意义。从这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作为国家经委、国家物资总局及物资管理部主要领导人的袁宝华,把大量精力投入了抓物资统一管理这项工作,组织制定了贯彻集中统一管理物资方针的标准和具体实施方案,为贯彻中央关于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供有力的物质保证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他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1969年由周总理点名“解放”出来,在当时中央政府许多经济主管部门处于瘫痪、半瘫痪状况下,在“四人帮”严重干涉破坏的极困难条件下,协助余秋里同志维持了全国工业交通和经济活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物资体制改革的问题再一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袁宝华指出,物资体制改革是城市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和计划体制的改革配套进行。他担任国务院物资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经过几次酝酿、讨论、修改,组织领导设计出《物资体制改革方案》,提交给全国计划会议和全国体制改革会议,并报经中央、国务院批准组织实施。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袁宝华先后访问了英、法、日、美、联邦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国，系统考察了这些国家企业管理的情况,深感在遭受了十年动乱的破坏后,我国企业管理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相比,差距很大。为实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创造条件,他提出加强企业管理的问题,为此发起组织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并担任会长,成为我国在第一线主持企业管理改革工作的一位重要领导人。
　　袁宝华首先花了8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抓企业的全面整顿工作，通过整顿，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出效益、出速度；通过整顿，使企业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他主持召开了几十次专门会议,作了几十次企业整顿工作报告,他认为整顿企业的主要内容是整顿和完善经济责任制,改善经营管理；整顿劳动组织，加强劳动纪律；整顿财经纪律；围绕以上内容,要着重整顿领导班子,使领导班子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做到精干有力、懂生产技术、会经营管理。袁宝华从抓企业的恢复性整顿,到企业升级,再到制定《企业管理现代化纲要》、《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和我国第一部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经过长期努力,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工作体系,在企业管理方面真正走出了一条“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新路子。这套工作体系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条件下,企业经营方式多样化；二是厂长全面负责,党委保证监督,职工民主管理的企业领导体制；三是保证职工主人翁地位、体现职工主人翁精神的职工民主管理；四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经营战略思想；五是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相统一,责、权、利相结合,职工劳动所得同劳动成果相联系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六是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发挥群体优势的横向经济联合；七是吸收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结合国情融合提炼,推动我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八是继承和发展优秀的具有民族文化传统的管理思想和管理艺术；九是以生产经营为中心,以建设“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职工队伍为主要内容进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十是具有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企业精神。

　　十年动乱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停滞了十几年,而这十几年正是世界上科学技术发展最快的时期,因而我国与世界先进技术水平差距又拉大了,从时间上讲,落后了15—20年；从技术上讲,落后了一个时代。我国职工文化技术水平低就是这种落后的突出表现,尽快提高职工的技术水平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工作，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当务之急。认识到这一点,袁宝华向中央建议成立并领导了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担任主任职务达8年之久。他多次回顾我国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大力兴办职工教育事业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论述恢复和发展职工会员培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针对20世纪70年代职工文化技术水平低的状况，提出对企业职工进行文化、技术的“双补”工作,并提出一整套提高企业职工素质的设想和规划,直接组织试点、推广经验,这对提高企业职工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袁宝华把提高企业干部素质作为改善企业管理、提高企业素质的战略措施来抓。他非常重视企业干部培训工作,不光把这看做是“文化大革命”后填补人才空缺的一项应急措施,而且从适应四化建设的要求出发,把这看做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求既有近期安排、又有长远规划。他紧密结合企业整顿、结合机构改革抓干部培训,帮助工交战线的领导干部学习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习党在新时期的经济政策、学习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的基本知识,并且对干部教育的教学内容、师资队伍建设、教材建设、机构设置等各方面做了部署。他还多次组织对厂长（经理）进行国家统一考试,以此作为企业干部能否合格上岗的标准。
袁宝华说：科学管理同科学技术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个车轮,在这两个车轮前边还有一个导轮，这个导轮就是思想政治工作,它保证企业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他要求把思想政治工作同经济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围绕企业的改革和整顿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使之成为经济工作的强大动力,并保证经济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他认为这是新时期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在他的倡议下于1983年成立了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先后担任顾问、会长，亲自领导了研究会的活动。他结合新时期的新形势、新任务提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内容是向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仍然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创新、要与时俱进。

　　关于如何加强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袁宝华提出许多具体措施：一是进一步加强党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二是整顿和建设好党的基层组织,努力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三是充实、加强经济部门和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机构；四是加快建设一支专兼职相结合的强有力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五是认真培训政工干部。袁宝华主张,通过全面整顿企业来实现企业管理现代化。他认为,管理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充分开发利用这种资源,可以用较少的代价获得较大的利益。而管理现代化包括管理思想现代化、管理组织现代化、管理方法现代化、管理手段现代化、管理人才现代化和管理体制现代化。他认为企业管理现代化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本目的是提高企业素质,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发展经济靠改革,而增强企业活力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袁宝华认为,搞活企业的基本路子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即国家简政放权,企业眼睛向内,宏观加强管理。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是搞活企业的前提条件和良好的外部环境；眼睛向内,完善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提高素质、提高效益,是搞活企业的关键。我国企业经济效益差,主要原因从宏观上讲是经济管理体制、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进行体制改革要解决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即政企分离问题。从企业内部看是经营管理落后、技术落后、职工队伍的政治素质和技术素质不高,坚持整顿与改革相结合是改善管理、搞活企业的有效途径。1978年后,在他再次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主任工作时,就力主扩大企业自主权,组织提出方案,进行试点,并总结推广了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随后,从1984年起试行,1988年开始全面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袁宝华指出，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就是要实行厂长(经理)任期目标责任制和任期终结审计制。这是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领导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也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实行这一制度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对于改善企业管理、增强企业活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具有重大意义。

　　袁宝华领导经济工作的突出特点是熟谙下情，即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情况以及各地、各行业工业企业的情况都有非常清晰的了解，由此而使他在领导经济和企业管理工作时不仅能站在理论的高度提出开展某项工作的指导思想,而且能够对于如何进行工作提出许多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措施。他在长期担任国民经济综合领导部门主要负责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在经济建设、物资管理、企业管理、工业管理、经济管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管理干部教育和职工教育等方面多有论述、著作颇丰，主要有《袁宝华文集》（1－4卷）、《袁宝华访谈文集》、《偷闲吟草》（诗集）、《社会主义企业管理论要》(访谈录)、《袁宝华经济文集》、《袁宝华教育文集》、《袁宝华协会工作文集》、《袁宝华论企业家修养》、《日本工业经济管理考察》、《美国经济管理考察》、《联邦德国、瑞士、奥地利经济考察》。此外还担任《中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中国企业概况》、《中国企业大辞典》主编或顾问。

　　临近古稀之年,袁宝华受命在高等教育领域担任领导职务。在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和党组书记的6年中,他带领学校领导同志弘扬中国人民大学的优良传统,发挥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科优势，团结合作、民主办学,为保证学校坚持正确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为学校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时期,正是国家在各个方面发生急剧变革的重要时期,经济体制改革是这个社会大变革的中心,一直负责经济工作的袁宝华自然而然地把高等教育工作同经济工作、把高等教育的改革同经济体制的改革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了。他多次指出,现代化建设和经济改革对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新的要求,教育体制改革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对人才的需要。要求在拟定学校发展规划、考虑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时充分考虑四化建设所提出的新要求,努力培养数量更多、层次更高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格人才。

　　袁宝华强调要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学科建设,坚持对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把马克思主义教育纳入到专业课教学里面去。他经常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是学校教育的灵魂,是党在学校中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学校区别于资本主义学校的重要标志,是坚持正确方向,加强德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要针对大学生的特点和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寓思想政治教育于系统的理论教育之中,侧重培养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才有可能培养出真正适应四化建设需要的人才。根据这一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高等学校中率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领导小组，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原理等新的四门政治理论课。

　　袁宝华一贯重视思想政治工作,认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在学校与在企业是相同的,其最终都在于调动人的积极性。他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战略高度着眼,提出要发挥学校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党政领导和各个方面协调配合,教职工都要担负起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任务,把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落到实处。他把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看做是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一环，指出，学校必须重视爱国主义教育,让青年们确实知道自己肩负的重要责任。他将中国人民大学的优良传统和校风概括为“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勇于开拓、民主团结、艰苦奋斗”,号召大家继承和发扬这些光荣传统,以此振奋精神,使中国人民大学无愧于时代的要求。他也非常注意培养学校政工干部,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常常不承认政治工作也是一门科学,政工干部也是一种专门人才,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开拓一条路,为国家培养出有大学正规学历的专业政治工作干部。1990年,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了思想政治教育硕士学位专业,实现了他的这一愿望。

　　袁宝华大力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在对学生的培养方面,针对学校教育中存在的片面注意传授知识,而忽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的问题，提出应该坚持传授知识与发展智能的统一,同时提倡和鼓励学生进行社会调查。他以莫大欣慰的心情为《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社会实践论文集》一书作序,教诲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就要注意了解社会,了解将来为之服务的对象，面向社会进行调查研究。要求学校把组织学生进行社会实践的工作纳入到学校的整个培养计划中去,纳入到对学生的成绩考核里边去。对于教师,则提出教学、科研与实际结合是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科学研究应该注意同我国当前现实的重大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理论问题；注意同学科建设、课程建设紧密结合,特别是要同培养高层次的硕士生、博士生的工作相结合,使科研成果能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培养质量。

　　袁宝华把学科建设放在学校工作的重要位置上,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他提出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中国人民大学业已形成的以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大学教育体系,稳定多层次、多学科、多形式的办学格局和规模，继续加强同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联系,促进文理渗透,提高现有各个学科、专业的水平。他明确阐述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他说，要加强科学研究、提高学术水平,教学改革为科学研究提出了丰富的课题，教学改革成效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研工作开展的好坏。对教学科研的队伍建设问题,他多次强调要立足长远，在发挥老教师、老专家的作用的同时,加强学术带头人、老教师同中青年教师的结合，推动以老带新,促进中青年教师在教学、科研方面得到更快的提高。同时,像所有革命老前辈一样,袁宝华对青年一代寄予了无限希望，热情鼓励、扶持青年干部、青年教师茁壮成长。

　　民主作风是袁宝华一贯的工作作风,他把民主办学作为进一步办好中国人民大学的根本出路和可靠保证。他常说,民主办学是我们的传统,要更加重视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要调动全体师生员工的积极性,用多种形式开通领导与群众对话协商的渠道,在体制和制度上保证大家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民主意识不光领导者要有,大家都要有,民主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主意识。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主持制定了《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搞好民主办学的若干措施》，提出从13个方面疏通民主渠道、落实民主办学的具体办法,要求学校定期召开校务委员会会议、教职工代表会议和学生代表会议,作为师生员工对学校进行民主管理和公开监督的有效形式。他要求学校的领导班子在确定学校的重大决策前广泛征询师生员工的意见,按照民主程序反复讨论、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切合实际、科学决策、避免失误。他身体力行,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多年来与老教授、老专家相见以诚,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许多人成了知心朋友。

　　袁宝华在教育战线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教育管理方面也有建树,他的教育思想对于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努力在新形势下办好学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