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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槐书
槐书，是南阳独有的地方曲种。清光绪年间形成于新野县沙堰镇附近的芦堰村。据新野老艺人汝新和讲：沙堰一带耍猴人多，芦堰村有兄弟3人（其姓名已不可考），以玩猴为生，他们南下湖广，西进秦川，为了多挣钱，耍猴时边唱边耍。每到一地，为迎合观众的兴趣，招徕更多观众，就学唱一些当地民间小调。后来逐渐唱一些有情节的词曲，并加进小锣、小鼓伴奏，其形式约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渐趋完善。三兄弟每逢回村，常在家门前大槐树下演唱，听者众多，久而久之，称它为槐书。
槐书于辛亥革命前夕消亡，到1961年新野县文化馆在开展民间艺术普查时，才发现了这一消亡50年的曲种。通过老艺人的回忆、挖掘，记录了《打蛮船》、《小姑贤》等十几个曲目，并把《崔罗斗》、《叉衙门》进行整理，搬上曲艺舞台，这个50年无人演唱的槐书，又重现于观众面前。随着槐书的影响扩大，观众增多，反映现代生活的槐书曲目也不断涌现，如1978年新作《爱田新歌》，1984年的《削价姑娘》等，这些曲目当时都很有影响。据普查，槐书现存曲目有20多个。
槐书的基本曲调只有4个乐句，旋律、过门都具有浓郁的西北韵味，尤其与陕西曲子里的“尖尖花”相似，并糅进了一些新野地方音调，如“垛子句”，从而构成了具有叙事性强、曲调明快特点的槐书唱腔。
槐书的语言音韵是以中州韵为主，结合南阳地方方言而产生的。在唱词的用韵上，和诗赞系曲种差不多。它的唱词基本上是整齐的七字句韵文，还有少量的长短句结构。亦是每段的第一句为起韵，第二句押韵，以后逢单数句子不押韵，逢双数句子押韵。平仄的规律基本上凡在韵上的句子为平声，不押韵的句子为仄声，简而言之，即：三、五、七句不论，二、四、六句分明。
所用主要韵辙有：“插花”、“人辰”、“梭多”、“丁冬”、“天仙”、“江洋”、“姑苏”、“绸缪”等。
槐书属于以唱为主的说唱形式，适宜演唱段子、生活戏，简单易学。它一般以单口、二人对唱为多，叙事时以板白或垛板代之。在主体唱段前有一节欢快的前奏曲，在这段曲子里，轻盈活泼的旋律伴之以清脆欢娱的小锣堂鼓，给人以清新、爽快之感。
在前四小节的锣鼓反复奏出之后，八角鼓随之跳出弹拨，平稳活泼，给起腔做了很好的垫衬。在唱腔部分，旋律单纯朴实、委婉动听。
槐书起初是单口演唱或两人对唱，用小鼓、小锣伴奏，流传于民间。1962年新野县曲艺队将槐书搬上舞台化妆演唱。在表演形式上，它采用一或二人演唱的叙事和代言相结合的方法。
1985年，新野县文化馆曹保泉将传统的两人对唱形式改为三人或多人演唱，在充分利用道具的前提下，让演员一次性进入角色，尽量不跳角或少跳角，给观众以直观形象感，有助于观众对情节的理解。
槐书的伴奏乐器原来只有一个小锣、一个堂鼓，伴奏方法类同鼓词（自弹自唱）。艺人演唱时一手拿槌击鼓，另一手大拇指抢小锣，中指与无名指拿槌敲锣。搬上舞台后，伴奏上就变得戏剧化了。伴奏乐器除小锣、堂鼓外，又增加了八角鼓及板胡、二胡、琵琶、三弦、扬琴、竹笛等。乐器件数无严格要求，可根据乐队编制大小随时增减，伴奏方法除没有鼓板外，基本上与戏剧伴奏相同。
二、 锣鼓曲与蛤蟆嗡
锣鼓曲流传于淅川县，因用锣鼓伴奏而得名，又称“地灯曲”，是用民歌连缀来说唱叙述故事的曲艺演唱形式。
锣鼓曲的曲目内容多以反映劳动生活、爱情故事为主，如《石榴烧火》、《打牙牌》等。一目一曲的，即用一个曲子演唱一段故事。也有一目数曲联唱，如《姜三保游春》，其中即将“游春调”、“下河调”、“剪剪花”等曲联成一套。这些曲调两句一叠或四句一叠，每唱一曲后，锣鼓即起，有时则边歌边舞，更为轻快活泼。所唱的曲子，多是流行于当地的民歌、山歌、田歌、号子及民间小调，多在过节、庙会或喜庆的日子里演唱。锣鼓曲到20世纪70年代方由淅川县曲艺队搬上舞台。
锣鼓曲虽与歌舞比较接近，但已具有演唱和叙述故事的艺术特征，并逐渐向曲艺形式演变。
锣鼓曲表演，依其发展情况而定，大体可分为三种形式：
1. 散唱 明清时期，锣鼓曲多为单人独唱，无论走路，还是干活，都可以随心哼曲，自我消遣。也有二人唱或合唱，但多为不谋而合，随遇随聚。唱词多表现风土民俗，男女情爱，记事传奇等方面的内容。
2. 坐板唱 清末民初，锣鼓曲更加兴盛，坐板唱形式逐渐普及，多在农家逢年过节、红白喜事时而邀集。伴奏乐器多为鼓、锣、镲。演唱时，唱者与鼓乐伴奏等围坐一圈（也有围坐一桌的），有时一人独唱，他人接腔；有时一人歌唱，大家和之；有时为增加气氛，则采用大合唱形式进行。
3. 民间舞蹈演唱 们借用高跷、旱船等民间艺术形式演唱锣鼓曲，从而将锣鼓曲的表演又向前推进一步。高跷演唱锣鼓曲，多分角进行，有生、旦、丑等人物形象。其中，丑角右手拿一折扇，伴同锣鼓节奏和唱词内容，灵活表演滑稽动作，惹人发笑。旱船演锣鼓曲，多为一少女驾船，一老翁撑船。唱时多做“摇桨”“晃船”的动作。唱后，在锣鼓的伴奏声中，多做“开船”、“行船”、“倒船”等行进动作，其各种模拟动作惟妙惟肖，形象逼真。
蛤蟆嗡是流行于南阳淅川县丹江两岸的稀有曲种。因其主要伴奏乐器琴头有蛙状雕饰物，拉起来嗡嗡作响，人们便把这种乐器称做“蛤蟆嗡”，同时也是这一曲种的称谓。蛤蟆嗡又有别称“二棚子”、“故事戏”、“花鼓子”、“调子戏”等。音乐唱腔属板式变化体，它是在民歌、小调、曲牌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还保存有浓重的原始特色。
蛤蟆嗡既在舞台演出，又在地摊演唱，它既演又表，载歌载舞，有时还踩着高跷演唱，因而又叫故事戏。它往往同锣鼓曲同场演唱。
蛤蟆嗡的唱腔与伴奏系复调进行，伴奏在上棚，唱腔在一棚，伴奏部分的旋律也很完整。
其唱腔曲体结构属板式变化体。据艺人讲其唱腔有九腔十八调，现仅存平腔、汉腔、哭腔、大板、把把儿、阴腔、二流、三流、句半、汉川10种板式和曲牌，加上游场平板、浪板共12个调门。
平腔属慢板唱法，汉腔、哭腔适于叙述，大板有帮腔作用，唱起来比较热烈，阴腔悲伤、凄凉，把把儿平稳、舒畅。句半属快板，欢快、诙谐。汉川曲调口语化，近于诉说。二流、三流节奏快，适于表现紧张的情景。
其演出形式近似东北的二人转。无论是第三人称的叙述曲词，或是第一人称的代言体曲词，都注意表演，并加进身段及舞蹈，又唱又演，十分活泼，所以又叫地蹦子。后来，逐渐发展为小戏曲。地蹦子与后来走上舞台的小戏曲通称为蛤蟆嗡。不过一属戏曲，一属曲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蛤蟆嗡的主要演出形式为曲艺（即地蹦子）。艺人演唱以大本嗓为主，兼用二本腔，有的调门，尾音有“咦”音。
蛤蟆嗡的伴奏乐器为蛤蟆嗡。琴杆二市尺余，琴头有形似蛤蟆的木雕装饰。两根老弦从口中吐出，其琴筒似二胡、蒙皮，发嗡嗡之声。蛤蟆嗡常与锣鼓曲词同台演唱，因锣鼓曲用锣鼓伴奏，而蛤蟆嗡用弓弦乐器伴奏，所以又称“琴戏”，但间奏亦用锣鼓伴奏。
三、 善书
善书属传入曲种，它是宣扬宗教的一种曲艺形式。其源于唐代“俗讲”，原是僧人讲经时的说唱形式，宋代为“谈经”，明为“宝卷”，到了清代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演变为宣讲帝王诏令的“讲圣谕”，清道光以后，内容渐渐为“十全大善”的民间故事所取代。桐柏县平氏镇老艺人张书信回忆说，1911年，他在八九岁时，农历三月三日，在平氏镇孤峰山庙会上，首次出现外地僧人设善书棚讲唱善书，后有人向僧人学唱；第二年的庙会上，又有人设善书棚讲唱，听者甚多，人们称之为“念善书”。民国初年，社旗、唐河、邓县相继出现念善书活动。到20世纪40年代，桐柏县已遍及各乡、镇，讲唱者俱为庙观僧道和斋公。听众以妇女为主，尤以老年居多。他们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以此为敬神礼佛的劝善行为，并且有较富裕的善男信女把斋公请到家里讲唱。
善书棚由白布搭成，内放一桌一椅，或用四张大方桌搭台。讲唱人手持善书本端坐念唱，至动情处，讲者泣不成声，听者痛哭流涕。桐柏县平氏的善书棚内，还挂有“磨研”、“下油锅”、“望乡台”、“奈何桥”、“虎撕狼嚼”等表现阴曹地府酷刑的组画，也有“二十四孝”中的王祥卧冰、割肝救母等挂图，用以增加其教化的感染力。这种善书讲唱与挂图相结合的形式，与唐代的“变文”、“变相图”极为近似。
善书的唱腔比较简单，均为上下两个乐句构成，且无明显的终止感，任意反复，无乐器伴奏，近似吟诵。
桐柏与邓县所唱曲调各不相同，桐柏有较浓的当地民歌特色，而邓县的曲调则近似鼓儿词曲调。
善书的语言通俗易懂，唱词为十字句、上下句结构，一韵到底；内容多为宣扬立善修身、因果报应之类的封建伦理道德，常演曲目有《唐王游地狱》、《杀狗劝夫》、《龙抓熊氏女》、《五元哭墓》、《割肝救母》、《孟姜女哭长城》等40多篇。
善书的讲唱者多为“积福行善”而讲唱，不收费，但对于“功德钱”并不拒绝，所收之费集中用于修桥、铺路、修庙诸“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人民群众进行破除迷信教育，加之僧道、斋公相继引退，善书趋于衰落。
四、 说书
（一） 莲花落
莲花落属传入曲种，有说无唱，其词为韵文体，说时以莲板击节，是乞丐讨要的一种手段，在南阳各县流传。
莲花落起源极为古老，可溯至唐代“佛曲莲花”，又称“散花落”，道宣《续高僧传》中有记，是当时的“落花”僧人募化时的曲调。莲花落这一名称，见于宋代《五灯会元》。其后，在明人的戏曲著作里，也出现了莲花落的曲子。明李开元所著《词谑》里，收有“醉太平带莲花落”一种，最后一句的衬腔为“理莲花，莲花落”。明朱有燉的《李亚仙花酒曲江池》、徐霖的《绣襦记》里，写郑元和从诸乞丐学唱“四季莲花落”，均有曲词。由于时间久远，典籍缺乏，莲花落何时传入南阳已不可考。
莲花落由一人说唱。句式多为七字句，一般上句不押韵，下句押韵。四句一辙到底的站板腔则多为十字句。说唱时以莲板或节子击拍。莲板是长约20厘米、宽8厘米，厚约半厘米的两块瓦状竹板；落子是长约30厘米的条形呈齿状的竹片；节子是四块约3厘米宽、6厘米长的小竹片，也叫“碎子”。演唱者左手持莲板，右手持落子或将节子托于拇指与食指之间，莲板一张一合，产生强烈的节奏，落子、节子作为莲板的辅助，不停地拉拍、颤甩，边打边唱，故有打莲花落一说。唱词为艺人见景生情，即兴编唱。如“拐个弯，磨个圈，这里有个杂货摊”等。也有针对行业、货物的唱词，如“小茴香，两头尖，出在四川峨眉山”等。有的艺人能将几种中草药的产地、药性编唱出来。词又分为夸口、劝口、花口。夸口即逢人夸人，逢物夸物，逢事夸事，以求主人欢心，多讨要几个钱；劝口有正劝、反劝，正劝是劝人积福行善，其目的也是劝人施舍，反劝则是遇到吝啬人时，以言相激；花口是在一处唱的时间长了，便唱一些历史故事或生活段子，邓县把这种花口叫“站板腔”，一韵到底和快板书相同。
莲花落艺人浪迹江湖，联帮结社，有严格的帮规，一人有事，大家相帮。社旗还有艺人组成的“花子会”，如遇到主人拒绝施舍时，往往会出现成群的艺人相围，阻挠生意，到主人施舍为止。解放后，乞讨艺人翻了身有了适当职业，生活有了着落，就不大唱莲花落了。特别改革开放以来，莲花落艺人几乎绝迹。
（二） 故事
故事以说讲为主，产生于民间，南阳称之为“拍瞎话”、“说古今”，它是在民间故事和供人阅读的文学故事基础上，加上表演艺术，走上舞台的曲艺新品种。讲说故事之风在南阳很普及且很活跃，流传在南阳的各类民间故事浩如烟海。解放后，故事普遍受到党政部门的重视，报刊发表的民间故事，以及说讲的各类题材的新故事数以万计。
1. 说讲故事的形式 一是拉家常式。这是传统的说讲形式，这一形式具有亲切、自然、朴实无华、易于掌握、便于普及的特点，也是开展群众性故事活动的最好形式。南召、新野、南阳等县都有这样的故事员。二是讲表式。它以讲为主，以表为辅，是在拉家常的基础上，从评书、相声中吸收借鉴其某些手法，从而丰富故事讲说的艺术。这一形式适应性强，说讲不限题材、场合，是新故事的主要说讲方式。唐河县的赵云生，南阳县的边付冉、鲁紫惠等，善用这种方式。三是朗诵式。这种形式是在小说朗读的基础上，借鉴采用了话剧、电影和诗歌朗诵的艺术表现手法而形成的。它的特点是声调优美、语言精练、注重表演、动作不多，重在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这种形式在青年、知识分子，尤其在学校里流行。四是评书式。这种形式多借鉴评书的表演技巧，长于说讲情节较曲折，富有传奇特色的战斗故事等，如唐河的姚英敏登台说讲的《喜宴上的来客》，就获得众人的好评。
2. 说讲故事的场所 城市的俱乐部、乡村的文化室成了讲故事的主要场所。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南阳说讲故事的活动普遍开展，如南阳市蓝建民在工人俱乐部举办的周末故事会活动，先后讲过《青山血泪》、《红色保险箱》、《猎字100号》、《雷锋的故事》等。到70至80年代，各县市开始培训故事说讲员，举办故事汇讲，南阳市共举行过全区故事大赛8次。同时故事创作队伍也在发展，涌现了一大批有才华的故事作者和故事员，如范牧、阎天民、习诏、王国全、孙建英、杨清江、曹宝泉、曲范杰、张果夫、杨山林、徐东、周学忠等，他们的作品在不同刊物上发表。这个时期南阳的故事活动有了长足的发展。到80年代后期，故事被更多的观众所喜爱，曲艺团队开始将其搬上舞台售票演出，使这一以业余活动为主的曲艺形式，开始向专业化过渡。90年代以后，曲艺虽受到冲击，但故事这一形式还有其极大的生命力。
（三） 评书
评书也是传入曲种，又称评词，源于唐代的说话、两宋的讲史。据老艺人讲：评书在清末时传入南阳，最初以说黄天霸著称于民间。从1905年前后，艺人从山东、陕西、湖北等地相继来到南阳等地，评书逐渐普及。
评书艺人从艺者有两种情况，一种叫“娃娃腿”，即从小从师学艺，属江湖艺人；另一种是有一定文化的人半路从艺，根据《三国》、《水浒》等古典小说讲说，称为说“页子书”。如桐柏艺人赵国珍，此人很有学问，中年家道衰败，生活无着，为了糊口才被迫说“页子书”，曾到湖北的襄樊、老河口等地行艺。说“页子书”的艺人又有两种不同说法，一种是当场照本宣读，然后自行讲解；另一种是在说书之前，阅读某书章节，说时只根据书中情节临场自由发挥。
江湖评书艺人所说的评书多为口耳相传的长篇大书。一部书少则能说十天、半月，多则数月、半年不等。大书有书纲，又叫“梁子”，而具体的情节叫“蔓子”。由于每个艺人的书路不同，细节和叙述故事的方法也不同。但不论如何安排情节，一定要以书纲为依据，不能抛开书纲任意蔓延。在具体说时又分为卡陀、分回、设拔、牵关四个步骤。卡陀即把一部长篇大书分做几个段落，分回是在一个陀里又分为几个小段落，每个陀子和分回都有一个主要事件和高潮。设拔即情节内在矛盾的互相牵制。牵头是人物关系与心理活动和周围人物事件的关联。
邓县已故评书艺人赵中英对讲述长篇大书积累了一套完整的经验，称为四梁、八柱。四梁即书根、书领、书胆、书筋；八柱即男、女、老、少、精、憨、正、邪。说书要有扣子，赵所说的扣子又分大扣子、小扣子、连环扣、鸳鸯扣、子母扣、阴阳扣、风火扣、人情扣。大扣子以故事情节取胜，情节紧凑，丝丝入扣。其中往往穿插若干小扣子，小扣子以刻画人物描述细节为主。
南召县评书艺人孙书明等艺人把使扣子叫做“笔法”：有正笔、倒笔、伏笔、暗笔、惊人笔、补笔、重笔、反笔、分笔、评笔等。利用各种笔法，使用雨夹雪、提闸放水、搭桥过沟、遇路转弯、逢枝开花、三岔路、葫芦口等表现手法。
评书演出形式简单，一张桌子，一条板凳即可。桌上放醒木（惊堂木）、折扇，手中有钢（木）棍以作道具。说者一人，只说不唱，也无乐器伴奏。演出时，以说书人口气叙述的叫“表”；模拟书中人物言谈和音容笑貌的叫“白”；评论书中人物思想、行为的叫“评”。表、白浑然一体，才能吸引观众。演出当中，在适当时机以醒木拍击桌子，以渲染气氛，并利用折扇、手巾、棍子模拟出各种器物，以辅助表演。表演时以站立为主的称“大红门”，也叫站书、相口，善说侠义故事；以坐为主的叫“大章门”，也叫坐板书、跑马书，善说刀马将领、英雄故事。
桐柏县评书艺人赵国珍的表演很有特色，一方面他以说武林剑侠书目见长，口齿伶俐，吐字清晰，快、慢、迟、疾有度，抑、扬、顿、挫得当；另一方面则是他有出色的口技、眼神、手势和身段。口技能表现枪声、汽车声、火车声、马嘶、鸟鸣等。
解放后，南阳的评书艺人，多在茶馆说书，以质论价。但专业评书艺人较少，只有南阳市的陈秀山、唐河的张明山、姚英敏、邓县的高光三等几位艺人。
南阳评书的书目多为长篇。有按小说底本讲述“页子书”，有艺人口耳相传的“路子书”。大致分为历史袍带、长枪、侠义、短打、神怪五大类。主要传统书目有《徐良挂帅》、《水浒》、《五虎平西》、《三国》、《说岳》、《西汉》、《大明英烈》、《三侠剑》、《施公案》、《彭公案》、《大八义》、《小八义》、《绿牡丹》、《白牡丹》等数十部，还有《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红岩》等几部现代大书。
南阳的曲种很多，除上述之外，还有乱弹（又名杂曲、坐唱越调）、相声、山东快书等，这些曲种极大丰富了南阳人的精神生活，在南阳民间有极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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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曲艺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