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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是戏曲之乡，不仅上演的剧种剧目多，而且从事演出的艺人也多；这里不仅有曲剧、宛梆、越调剧种，而且还有外来的秦腔、京剧、川剧、花鼓戏、清戏、安庆戏等，其中汉剧、豫剧等先后在南阳落户生根。清代中叶以后，活跃在广大民众中的戏剧种类不下20种。古戏楼众多也是南阳戏剧文化繁荣的最好证明。南阳的古戏楼，民间又习称戏台，多随庙宇而建，是民间祭祖、酬神、闹社火的演出场地。元代时期，内乡县王店乡显圣庙即建古戏楼1座。清朝末年，南阳的各种戏楼、戏场多达600余座。仅南阳城区就有23座，镇平县有58座，内乡县更达68座之多。比较著名的戏楼有社旗山陕会馆悬鉴楼、内乡王店乡显圣庙村的显圣戏楼、镇平城隍庙戏楼等。
南阳戏曲的发展源头，可追溯到秦汉时期的舞乐百戏。
两汉时期，南阳舞乐百戏的种类很多，包括鼓舞、长袖舞、宴乐、杂技、武术和具有故事性的角抵戏等。张衡在《西京赋》里记述的项目有：“角抵”、“乌获扛鼎”、“冲狭燕濯”、“跳丸剑”、“走索”、“都卢寻橦”、“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篪”、“吞刀吐火”、“易貌变形”等等，几乎应有尽有。
商周以来，社会上已形成宴乐陈伎的习俗，汉代此风更炽。南阳汉画像石、砖中的音乐、舞蹈、百戏表演，多在廷宴场面上，宾主于一边正襟危坐，优人在一边做精彩表演。女伎广舒长袖，“踏盘”、“蹴鞠”，折腰旋转，翩翩欲飞；男伎“赤身”、“倒立”，滑稽逗趣，或“独角”、“假面”、“斗牛”、“戏虎”，角抵献技，蔚为壮观。反映在画面上的乐器有建鼓、鼓、铙、钟、埙、竽、排箫、瑟、筑、小锣、拊、笙等多种多样。乐队由打击乐器和管弦乐器混合组成，有单纯的器乐演奏，也有为歌舞和百戏演出的伴奏。无论何种形式，鼓是必备乐器，在画面上占据着显要位置。“蹑节鼓陈”主要用于节奏的控制，这种乐队的组成和伴奏形式，一直延续并影响到当今舞台上的戏曲音乐。
南阳出土的汉画石、砖中，汉代流行的舞蹈也有大量反映，除了用于祭祀的灵星舞，宫廷中的武德舞和五行舞外，还有以技巧、造型为特征的独舞、双人舞等。其中有以建鼓为主要乐器、两个男子表演的“建鼓舞”。有广舒长袖、足踏鼓而旋转的“踏鼓舞”，有歌咏队为之伴唱的长袖舞，有踏盘雀跳长袖飘逸的“七盘舞”等。在这些舞蹈中，伎人的服饰多有长袖，便于“翘袖折腰”，增加美感。《韩非子·五蠹》中说：“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早为戏曲中广泛使用且程式化了的水袖，在南阳汉画像石刻中找到了它的渊源。张衡在《观舞赋》中说：“抬修袖以翼面，展清声而长歌。”鲍照的《诗数》中也有“七盘起长袖，庭下到歌钟”之说。可见，在汉代，南阳的歌与舞已发展到密切结合的程度了。
汉代南阳境内盛行的百戏表演，从汉画石、砖中看，除“冲狭”、“飞剑走丸”、“投壶”、“六博”、“吐火”、“蹴鞠”、“戏车”、“走索”等属于技巧性的艺术表演外，更为流行的是角抵戏。汉代南阳的角抵戏，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竞技表演或力量的角逐，而且还表现了比较简单的故事情节，像头有独角的蚩尤与黄帝搏斗的“蚩尤戏”，勇士与猛虎较量的“东海黄公戏”，“蛟和河神”变为牛形的“斗牛戏”等。
从艺术表演形式上看，许多百戏画像中的“猛虎”、“牛形”、“兕狮”、“熊罴”以及代表蚩尤的独角兽等等，多为伎人扮演而成。“驱豹戏罴”的“象人”多带有假面具。这与流行在荆楚的傩舞、傩戏和后来唐代的“代面”自然相联，同时直接影响到以后戏曲中人物的脸谱化装。有些演出场地，还挂有吊成波浪形的帷幔。乐队伴奏的位置比较固定，表演与伴奏主次分明，这足以表明汉代南阳的舞乐百戏，已逐步综合了歌唱、舞蹈、多种乐器的混合伴奏、化装、服饰、道具、虚拟动作、故事内容、简单的台词等诸多的因素，正向着“以歌舞演故事”的方向演进，标志着戏曲由萌芽时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此外，从故事内容看，南阳汉画像石、砖中有“聂政自屠”、“范雎受袍”、“荆轲刺秦王”、“赵氏孤儿”、“嫦娥奔月”、“伯乐相子”、“樊哙排君难”、“拦驾”等等。这些历史故事为以后戏曲剧目的取材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唐宋南阳的戏曲活动相当普遍，表现在：戏楼增建，如南阳县金华火烧庙戏楼（690年），社旗县李店玉仙庙戏楼（757年），社旗青台火神庙戏楼（1079年）。北宋沦陷后，抗金名将岳飞率部以桐柏县毛集石门沟为要塞，多次出击信阳，阻止金兵南下，又驻军襄、邓，与金兵对垒。此时，盛行于汴京的皮影戏也随军带至南阳，称为“钩容直”，南阳人叫做“东京调”，之后便流传于南阳民间。皮影班每班为一担，每担五六人。由于轻便灵活，群众爱看，到清代康熙年间，仅桐柏一县就有皮影120多担。
傀儡，也称木偶，南阳广泛流传的有两种：木偶（悬线）和肘偶（杖头木偶）。1981年在南召云阳宋墓中就发现两幅杖头木偶雕砖画，为古代南阳木偶戏活动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材料。
清代以来，全国各地新兴的地方戏蓬勃发展，出现了空前繁荣兴旺的局面，南阳更是如此。越调、南阳梆子和二簧影响广泛，皮影和木偶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清戏、锣戏、卷戏（锣戏、卷戏长期同台演出者，称为锣卷戏）、花鼓、京梆（河北梆子）、豫剧等外地剧种相继传入，曲剧兴起后迅速领衔了南阳剧坛，各种戏曲班社竞相建立，戏楼、戏场遍及城乡各地，名角辈出，锋芒各露，这构成了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南阳戏曲活动的基本概况。
襄河派二簧（汉剧）是湖北汉剧四大支流之一，沿唐河、白河、丹江三水北上，于清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2）传入南阳。辛亥革命后，成为南阳的三大剧种之一。
随着戏曲活动的活跃，各种戏曲班社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据粗略统计，整个南阳各种戏曲班社达168个，其中越调30余个，南阳梆子16个，二簧60余个，锣戏、卷戏、花鼓、皮影、木偶、京梆（河北梆子）40余个。从府、县衙门、达官贵人到富豪乡绅，直至平民百姓，多以供戏为荣，一时蔚然成风。唐河大方庄秀才方保珠及其儿子方文合，连供六科二簧窝班（科班），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起，到民国二十年（1931）止，历时33年。邓县的张小本以长达30多年的时间，先后办起了一科越调班和五科南阳梆子窝班；南阳县的张汝英于清末民初创办的二簧班，名角荟萃、盛极一时。至于花鼓戏以及锣戏、卷戏同台演唱的锣卷戏等在南召、方城、唐河、桐柏等地都有班社活动。戏曲班社，都先后培养造就了一批各怀高技、争露锋芒的著名演员，他们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声誉，除加在他们头上的，如“戏圣”（南阳梆子中的刘贵生），“戏夫子”（文武小生周桂琴），“老少迷”（花旦侯太香）等种种浑号外，还流传着很多谚语和民谣。如“生娃（南阳梆子旦角王春生）喊一腔，迷了八道岗；男人不下地，女人不烧汤。”“舍得爹，舍得妈，舍不得才娃（锣卷戏旦角邵才娃）的《打灯花》；舍得爹、舍得娘，舍不得才娃的《三开膛》。”
名优的出现，把南阳境内的戏曲活动推向鼎盛时期。遍及城乡的庙会，久已成风，无论春祈秋报，庆功还愿，宴宾会朋，婚丧寿诞，都竞相演戏。桐柏县平氏孤峰山三月三庙会最兴盛时，同时由三四个剧种八台大戏对台演出，观赏者多达数万人，热闹非凡。深山也不例外，南召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大石头沟，圆不溜溜，唱不起大戏唱肘偶（木偶），搭不起台子凑崖子，坐不起墩子坐石头……不会戏文胡乱说，学着老包下陈州。”
无论越调班或二簧、梆子班，除在南阳境内演出外，周口、信阳等城镇，甚至湖北、陕西也留下他们的足迹。如淅川县的孙都文二簧班曾奉召到西安献演，慈禧太后特敕赠黄马褂；1923年，唐河张湾的“三字二簧”班还在汉口德租界汉剧院演出等。戏曲活动的范围十分广大，名优们为南阳戏剧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随着戏曲活动的频繁开展，戏曲班社的迅速发展，从府县衙门、名门望族、商贾富豪到乡民百姓，都很重视演出场所的建设。清末，整个南阳的古戏楼已是星罗棋布，遍及城乡，多达600余座。至于简易的戏场、木台、土台，更是遍地林立，数不胜数。值得一提的是社旗县城山陕会馆内的悬鉴楼，此楼兴建于清代嘉庆元年（1796年），有容纳万人看戏的场院，两侧有可设五百多“雅座”的长廊。设计独特，造工精巧，规模宏大，气势雄伟，雕梁画栋，颇为壮观，是河南省至今保存最完好的古戏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一时期的演出剧目多为师傅向徒弟口传身授、代代承袭。到辛亥革命后，一些有文化素养的戏友才开始以戏曲为武器，为地方戏创作剧本，进行反对帝、官、封的宣传。如《罗六爷造反》、《花老婆造反》、《洋烟鬼子显魂记》、《曹瑞莲走雪》等一批新创作的文明戏。到抗日战争时期，又有唐河的李从编写的《木兰从军》、《劝夫抗战》等，南阳的周季伟编写的《新刺虎》、《难民痛》、《汉奸相》等，进行抗日宣传。这些剧目的创作，为南阳戏剧史上增添了新的内容和特色。
到了20世纪30年代，曾称雄南阳剧坛的越调、南阳梆子、二簧三大剧种，呈现衰落趋势。然而，恰在此时，根植于南阳大调曲的曲剧，经过长期孕育后，应运而生，并且迅速发展起来。各地的曲剧班社风起云涌，比比皆是，从城镇的街坊小巷，到偏僻的村边地头，到处都可听到曲剧调子。曲剧在南阳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成为南阳剧坛上的霸主。其原因，一是大调曲在南阳这块土地上有深厚而广泛的群众基础。二是曲剧的艺术表演没有程式化的局限，新颖活泼，别具一格。其语言通俗易懂，富有情趣。唱腔丰富多彩，优美清新，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和生活气息。三是剧目内容贴近群众、生活与现实。曲剧演出的剧目大多具有反封建、追求婚姻自由的内容和精神，如《祭塔》、《三娘教子》、《小姑贤》、《李豁子离婚》等，剧中人物为追求幸福生活，与封建势力抗争，最后取得胜利。四是曲剧的新起，造就了一大批深有影响的演员，他们以各自精湛的技艺，在观众中享有崇高的声誉。因为这些名角的出现，反过来又推动了曲剧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阳戏曲事业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引下，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首先，各级人民政府设立了专门机构，对流散各地的戏曲班社予以登记和整顿，派驻干部，加强党和人民政府对戏曲表演团体的领导，使戏曲成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次，历来被视为“下九流”的戏曲艺人，变成了人民的文艺工作者，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建国后头10年，通过登记和整顿，南阳拥有曲剧、豫剧、越调、汉剧（二簧）、宛梆（南阳梆子）5个剧种，26个专业戏曲表演团体。自建国前后传入南阳的豫剧开始兴盛起来，南阳、方城等先后成立9个豫剧团体，越调、汉剧也有新发展。惟独宛梆仅剩下内乡县一个剧团。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南阳戏剧队伍遭受了严重的迫害和摧残，大批演职员受到批斗后被赶出剧团。各县市剧团除南阳地区曲剧团外，都变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971年大演“革命样板戏”时才逐渐予以恢复。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经过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南阳戏曲事业才重新恢复了生机。同时，各剧团还分别建立了戏曲创作组织，配备了专职编剧、导演，音乐唱腔、舞台美术、人物造型、服装制作等方面也配备了专业技术人员，形成一支行当齐全、门类完备、有一定艺术水平和综合协调能力的戏曲创作与演出队伍，乐队伴奏也增添了西洋乐器，新的声光技术被陆续采用，更提高了戏曲艺术的表现力。
在戏曲创作方面，也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恢复了创作机构，重新组织了创作队伍。作者的戏剧观念开始更新，在创作思想、题材、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都进行积极的探索，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从创作思想看，不少作者站在新时期的高度，去审视、去评价反映现实生活和再现历史生活的题材，开掘出发人深思的丰富内涵，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冀振东编剧的《风流小镇》（后改名为《红果，红了》），张远、凌振祥（执笔）编剧的《战地重逢》，李建中、余辉、江鸟、禾丰编剧的《情系青山》，刘广生、徐清才编剧的《酷情》，谷建成编剧的《儿女传奇》，党万树、李古娥编剧的《青山明月》，何中兴编剧的《乡醉》，冀振东、魏天葆、安子贤编剧的《惊蛰》等。
南阳重视对青年演员的培养。1980年，重建了南阳戏曲学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演员，充实了戏曲演出队伍。不少青年演员在演出的过程中崭露头角，成为南阳戏曲事业的后起之秀。
总之，南阳戏曲文化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无论剧种或剧目，在20世纪50和80年代，南阳戏曲可谓百花齐放。但到80年代后期，南阳戏剧文化，同全国一样出现了“戏剧危机”。人民是爱艺术的，戏剧的生命力是强盛的，戏剧爱好者或利用打擂形式登台演出，或利用街头巷尾自拉弹唱，戏剧文化迅速发展。同时又给戏剧工作者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要想使戏剧文化增强生命力，必须看到戏剧文化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相适应的地方，无论是编剧、导演、音乐、舞美，特别是戏剧的内容、题材都要进行改革，要向兄弟剧团学习，努力提高演职人员的素质，以此来促进南阳戏剧文化的发展。
曲 剧
曲剧，曾名“高台曲”、“曲子戏”，20世纪50年代改称曲剧。流行于河南大部分地区及周边毗邻省份部分地区。
曲剧在南阳大调曲（鼓子曲）的基础上，吸收其他剧种的艺术成果发展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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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曲剧团《屠夫状元》剧照 |
清末民初，民间在踩高跷的表演中演唱大调曲中短小明快的曲牌，并不断有了“老婆”、“媳妇”、“相公”、“和尚”等角色分工，演出了《王大娘钉缸》、《小俩口观灯》等短小节目，被称为“高跷曲”。20世纪20年代，丢掉高跷，走上高台，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剧种，被称为“高台曲”或“曲子戏”。形成之初的曲剧，演出剧目多是以民间传说、生活故事为内容的“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如《祭塔》、《访友》、《梁山伯》、《卖瓦盆》、《花庭会》、《胡二姐开店》、《蓝桥会》、《赴舟》、《小姑贤》、《小姑恶》、《老少换》、《劝坟》、《闹书馆》、《云楼会》等。表演形式简单，演出行头简陋，时常穿着日常衣服登台。乐器伴奏仅有手板、坠胡、三弦。所唱曲牌有［阳调］、［诗篇］、［呀儿哟］、［大汉江］、［太平年］、［上流］、［银纽丝］、［剪剪花］、［满舟］等。当时的曲子班有“七紧、八慢、九消停”的说法，意思是全班有七至九人即可演唱，多的也不过十几人。一般农忙务农，农闲唱戏，戏价灵活，馈赠随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南阳地区较知名的戏班有南阳县安皋班、镇平县柳岗班、内乡县师岗班、邓县白子明班、淅川县西街梁香阁班、南召县李春堂班、南阳县大华戏院班、赵家班等。除此之外，许多乡、保、军队、商会、富贾等，也都组织曲子戏班，数量之多，难以数计。知名演员、琴师如徐庆生（艺名白娃）、崔中照（艺名卖馍娃）、牛锡武（艺名大金牙）、柴清奇（艺名四面净）、郭振基、孙子山（艺名水上漂）、吕连生（艺名气死卖馍娃）、张金富（艺名白菜心）、赵和洲（艺名三保险）、孙金钟（艺名长脖）、赵五臣、赵明辛（琴师，艺名浪六、六浪）、聂立庆（琴师）等。民国三十年（1941年）前后，第一代女演员登上舞台。其中李金焕（大妞）、裴凤仙（艺名二妞）、王玉华（艺名三妞）、张新芳（艺名后续四妞）被称为南阳曲剧中的四姐妹，为曲剧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曲剧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从各方面吸收了汉剧、越调、豫剧、京剧等剧种的艺术成果。20世纪30年代以后，角色行当不断建立完善。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著名戏曲作家、戏曲活动家樊粹庭，著名豫剧演员陈素真等，在内乡县马山口对郭振基、柴清奇所在戏班予以艺术指导，帮助他们提高化装技术，对《云楼会》等剧进行具体辅导。与此同时，京剧鼓师席小朋在南阳为健全曲剧乐队及音乐伴奏，特别是为打击乐在曲剧中的运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39年10月，柴清奇、郭振基、郭四成经樊粹庭介绍，到当时在南阳的河南省教育厅战时民众教育工作团学习。樊粹庭亲自为其排练《克敌荣归》一剧，进一步规范打击乐，并帮助改革曲牌，如根据剧情需要，去掉“满舟”中的“哎咳月儿喔”的帮腔等。次年初，柴清奇、郭振基等又在京剧老旦演员梁俊峰的协助下，对打击乐在曲剧中的应用进行进一步的探讨。这一时期，大多曲子戏班也都在进行着打击乐的尝试。1941年，邓县红十字会曲子班率先建立了曲剧乐队武场。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随着角色行当的不断健全，各地班社开始移植演出豫剧、越调、汉剧、京剧等剧种的一些剧目。以宫廷生活、历史人物故事为内容的历史袍带戏如《抱琵琶》、《二进宫》等不断增加，并编演了一批新的剧目以及如《刘公案》、《呼延庆打擂》等连台本戏。与此同时，“戏歌”、“戏串”、“活词”戏随之增多。
曲剧的唱腔为曲牌体。大多数曲牌没有固定的联套形式。少数曲牌沿用传统的固定联接方法，如［打枣竿］带［罗江怨］，［石榴花］接［上小楼］等。曲剧中使用的曲牌通常在40支左右，在结构形态上可分为4种类型：一是“四句头”式的曲牌，常用的有［阳调］、［太平年］、［哭皇天］、［慢垛］、［书韵］、［莲花落］等；二是“上下句”式曲牌，常用的有［诗篇］、［大汉江］、［小汉江］、［呀呀哟］、［一串铃］、［平垛］、［上流］、［软书］、［太湖］、［二簧平］、［背弓］、［飞板阴阳］、［渭垛］等；三是“三句头”式的曲牌，常用的有［剪剪花］、［打枣竿］、［老剪剪花］、［倒推船］等；四是“长短句”式的曲牌，常用的有［叠落］、［银纽丝］、［上小楼］、［玉娥郎］、［小桃红］、［鼓头］、［鼓尾］、［满舟］、［坡儿下］、［双叠翠］、［石榴花］、［罗江怨］等等。在数十年的艺术实践中，逐步产生出如梆子、越调、京剧等板腔体剧种的各种起板、压板、送板、收腔等“导引型”、“收束型”、“转折型”的表现形式。有的曲牌，如最常用的［阳调］，不仅有快、慢、悲、喜之分，而且还表现出生、旦、净、丑不同行当的音乐特征。
曲剧唱腔调高多用1=C，有时用1=#C。男女声演唱均以真嗓为主。净行的虎音和“炸音”唱法富有特色。20世纪50年代以后，曲剧乐队的文场主要乐器有：曲胡（主弦）和古筝、三弦、琵琶、二胡、笛子、唢呐、笙、闷子、大提琴等；80年代中期，增加了电子琴。武场主要有手板、班鼓（单皮鼓）、大锣、手镲、小锣、战鼓、大鼓或定音鼓等。早期器乐曲牌只有［大起板］及数支［游场］，以后不断增加了如［高山流水］、［思春］、［和番］等板头曲以及［菠菜叶］、［十番］、［错字］等弦乐曲牌和［欠场］、［尾声］、［三枪］、［唢呐皮］等唢呐曲牌。武场锣鼓经基本来自豫剧、越调、京剧等剧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曲剧受到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先后组建了南阳市戏曲工作团（今南阳市曲剧团）、镇平县曲剧团、西峡县曲剧团、淅川县曲剧团、新野县曲剧团、南召县曲剧团、内乡县曲剧团等专业表演团体的。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无论专业和民间业余团体数量，都以绝对优势居于南阳各剧种之首。一批优秀演员如谢芳欣、郑立仁、邢树青、王谭恩、王建敏、和振海、王长德、毕庆敏、张明东、邹建功、牛长欣、孙炳新、胡希华、苏国庆、余传花、金桂菊、田钦泽、陈佳桂、武华英等深受群众推崇。相继演出了一大批整理、移植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现代戏。其中南阳市曲剧团演出的《龙江颂》、《洪湖赤卫队》、《江姐》、《困皇陵》（张明东、彭宏甸、和风编剧）、《屠夫状元》、《儿女传奇》（谷建成编剧）、《阴沉木》（姜书华编剧）以及新野县曲剧团的现代戏《酷情》（刘广生、徐清才编剧）、淅川县曲剧团的《王宝钏》、南召县曲剧团的《罗通扫北》（高波群、孙继峰、杨国良编剧）等有较大影响。1956年，在河南省首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南阳专区代表队演出的整理传统戏《阎家滩》获得演出一等奖，徐庆生、刘中杰、和振海分别获得演员一等奖。1960年，该剧由南阳专区曲剧团（今南阳市曲剧团）为主体排练晋京演出，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观众的高度评价。1991年，南阳地区曲剧团再度晋京，演出了现代戏《情系青山》（李建中、余辉、江鸟、禾丰编剧，艺术指导余笑予，导演和风、齐文治、刘修玉，音乐设计彭宏甸、庄冠生、高炳林，舞台美术设计唐祖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中国戏剧》、《剧本》等多家报刊发表消息或评论。同时，该剧参加河南省第四届戏剧大赛，获剧本、演出、导演、音乐、舞美、表演等多项奖励。1998年，《阎家滩》被拍摄为电影戏曲艺术片，并获得“华表奖”。2002年9月，南阳市曲剧团演出的现代戏《惊蛰》（冀振东、魏天葆、安子贤编剧，天博导演，唱腔设计郭建梅、高炳林，作曲、配器庄冠生，舞台美术设计刘采、赵建峰）获得演出一等奖和编剧、导演、音乐、舞美、表演（3位演员获得一等奖）等14项奖励，囊括了该剧在河南本届大赛中涉及的全部奖项，并推出了张兰珍、张明云、郝士强、李聚豹等青年演员。观众和戏剧界专家、学者称赞该剧“深邃、细腻、典雅、唯美”，不仅是南阳戏剧的重大收获，而且是河南戏剧的重大收获。同年，该剧获得河南省人民政府文学艺术成果奖、河南省第一届“黄河戏剧奖”中的“黄河戏剧大奖”。2003年4月，《惊蛰》作为压轴剧目，参加“2003北京长安·河南戏曲节”，演出于北京长安大戏院；与此同时，该剧被确定为河南省“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重点加工剧目，并由文化部确定为第七届中国艺术节演出剧目。自该剧于2002年8月登上舞台，至2003年4月，《南阳日报》、《南阳晚报》、《中国戏剧》、《东方艺术》、《中国文化报》、《河南日报》、《大河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及省、市电视台、广播电台等10数家单位相继发表消息、特写、评论和剧照彩页40余篇（页），剧照80余幅（次），并由黄河音像出版社制作成光盘发行。南阳市人民政府颁发嘉奖令（宛政文［2002］68号），对组织创作和排练演出的南阳市文化局予以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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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曲剧团《惊蛰》剧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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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曲艺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