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叫他冉五伯，叫他的铺子为“冉家书铺”。
　　在我的记忆里，他总是那样乐呵呵，宽脸大个子，短头发黑里透银，脸膛红红的。同大牌坊街的大人小孩都开玩笑。
　　“冉五伯，冉五伯！”看见他从街上走过，我们就跟着他屁股喊叫。他拿手摆弄我的头、脖子、耳朵：“滚开！咱们晚上玩。”
　　晚上我们就老早守在书铺门口。两道石砌台阶，同每个商号一样的栅板门。门缝里透出灯光，噼哩啪啦算盘响，伙计们正倒柜点钱。我拍着门喊：“冉五伯！冉五伯！”冉五伯走出来，说：“行，讲信用，长大能当生意人。”由我们簇拥着走到月亮光下。窄窄的长街很安静，商号门前柱子上号灯发出幽幽的光。坐在大牌坊狮子座上，听他讲瞎话儿。他的一辈子都不会重样。没钱人穿纸糊裤子；长瘿的人割肉不给钱，“小雨纷纷，割肉半斤，不知名姓，脖子里长个轮吞。”迂腐秀才落水，临死不忘之乎者也：“漂漂乎，荡荡乎，一会儿不捞就夜壶。”……我们笑，商号的门廊里回声四起。
　　我们最喜欢看他们开玩笑，大牌坊不管哪个商号来了新伙计，他都不放过。我家周哥从乡下来，初进店十七岁，怯生，见了掌柜连眼睛都不敢抬。正吃饭，五伯来了。坐在对面，板着脸，盯着瞧。一会儿功夫，周哥头上就冒出热腾腾的汗汗雾，像刚出笼的馒头。犹豫半天，拿起一个小馍。五伯点点头说：“行！这伙计满精，篮子里就这个馍卷的白面多，让他看见了。周哥满面通红，手足无措，慌忙去夹盘里的咸菜，偏偏那块咸菜连刀，嘟嘟噜噜带起半盘，连忙放下，拿筷子在嘴里吮。五伯煞有介事地走到桌边：“来！我给你帮忙。”逾越两双筷子，把连刀的咸菜撕开。周哥更加羞赧，汗水顺脸向下淌，掌柜的却被逗得哈哈大笑，说：“周相公，往后别怕，该吃就吃，别让你五伯看笑话。”周哥挑水，五伯背后提一根短棍，啪，在扁担上敲一响，吓得他连忙放下担子，左看右看，扁担并没有断。再上肩，又敲一响，周哥再放下，莫名其妙。五伯把手从背后拿出来，棍子在眼前晃，不笑，一本正经地说：“这伙计真狠，挑这么满桶，不心疼掌柜的家伙。”
　　在我的记忆里，岩五伯只哭过一次，那是他把柜上生意交给二儿以后。他的大儿子心眼拙实，岩五伯说他不能做处理问题，在乡下买几亩地让他种。三儿子从小刁顽，大牌坊人称“冉三痞子”，五伯说他没有生意人品格，让他念洋学。冉老二读过几年私塾，算盘打得飞熟，喜欢做生意，对铺面上的事入迷。他拉手以后，书铺很红火。放了学，我常去看高师傅刷纸、印作业。他很大，有力气，有手头。腰里扎了宽大的水裙，刷，刷，挥舞大胶刷，白纸变成红纸。吊起来，象扯旗一样晾在杆子上。一块块刻了方格、横线的木板，刷上墨，贴贴上棉纸，大棕刷过去，揭起来，就成了作业本。最让人敬佩的是切纸，高师傅掂起刀，非常神气，刀片有半个桌面大，嚓啦，嚓啦，在石头上荡起火星，右脚踩紧压木，噌，噌，洁白的刀口整整齐齐断开来，漂高极了。每到过年，书铺的活儿特别忙，伙计们连日连干，我被嘈杂的吵叫声惊醒，听见母亲惊慌地喊：“快起来，起来！书铺失火了。”街上一片人声和叮当的桶声，但始终未看到火舌升起来。原来，高师傅喝醉酒睡着了，烤干的纸落在火上，多亏二掌柜查夜看见，惊动起来，只烧掉两杆纸，一扇窗户。冉老二发脾气，当场把高师傅辞掉。等冉五伯从后院赶来，高师傅已经夹着行李走了。他叫伙计追，儿子不答应，跪在地下给老头儿磕一个头说：“爹，家有家规，店有店规。都像这样没有规矩，往后生意还怎么做！”冉五伯半天没有说话，随后就哭起来。坐在草铺墩上，哭得站不起来。大牌坊的左邻右舍都说高师傅该开销，闹起火来，一条街就会就会变成焦土。冉五伯说：“开销个人，就把人毁了。那年我从隆盛出来，满城不敢用，说我是开销出来的。几尺高的男人，带一身手艺，没人用，逼得我差点跳井。”
　　后来，高师傅又回冉记干活，再也不喝酒。
　　书铺添了石印机，还在乡下买二十亩地。别人都说冉老二是好样的，五伯却不像那样快活。给我们讲也涩涩的，让人听出一种忧虑。母亲问他，他说：“老二太能干了，人是不能这样能干的。”
　　冉家被划为地主时，按规定，该把老二划为分子。冉五伯却说：“分子应该我当。有老不显少。表面上是老二当家，其实，冉记田产家业还不是我说了算？！”他母亲帮他向工作队讲讲，把分子划给他。每次斗争会，只要喊“冉福元”，他就立刻疾步上台，低头，原地转一百八十度，向台下群众鞠圈儿躬。
　　冉老二不是分子，便参加公私合营，干得很不错，第二年被提升为合作总店经理。
　　那时候我已经读中学，经常看见冉五伯背着粪箩头在城外大路上拾粪，仍然红光满面，不说什么话，只同人远远打招呼，点头，微笑。听说他死了，母亲摇头说：“嘿，冉福元这个人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