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外洋芋

在兰州大学读书期间，大家特别注重吃。陕西来的同学喜欢到五一广场附近吃酿皮子、饸饹。有钱的调干生（就是拿着工资来上学的干部）热衷酒泉路悦宾楼的小烤馍和旁边店里的酥油茶；星期日他们还会专门搭火车到西宁去吃一顿青海湖的黄鱼。甘肃同学到学校来，总会背一袋炒面。因为炒面的缘故，他们喜欢睡双人床的上铺。在上边把炒面袋口扒开，掏出几勺放进搪瓷缸里，再把热水瓶拉到上头，冲开了，悄没声地蜷在铺上吃。据说他们的炒面里放了核桃仁、杏仁、桃仁，味道特别香，他一冲炒面，满寝室都是香味，弄得人人无心看书，连头也不好意思抬。河南学生比较惨，既没钱，又没粮票。街上的饭店没粮票根本没法进。掏粮票买一份主食，才给搭配一份菜汤。通常是水煮根达菜。黑黑的汤，肥大的叶，富含粗纤维。现在这种菜见不到了，很可惜。那时候能吃上一份这样的菜，把里边的黑汤喝干净，心里能得意老半天，就像现在彩票中了小奖。小烤馍、酥油茶、黄鱼，固然是卖火柴小女孩火光中的幻影，酿皮子、饸饹、炒面也只能被我轻蔑。君子固饿，不羡非份之食。我又不甘向我的一位同乡学习。他每到月末就吃安眠药。尽管饭票都印上了日期，只能推后使用不能提前，这位同学还是有办法 把未来日子的饭票和别人兑换成当天的，提前把它吃掉。到了二十几号，大家的饭票都紧张，借也借不到，又没粮票上街，只得吃安眠药睡觉。我的办法是早晨不吃饭。别人去吃饭，我端上一杯开水到四楼平台去读外语，读一阵就不饿了。有个炊事员年龄稍大，头脑不太清楚，我发现不少同学到他窗口打饭，经常趁乱不给粮票。我也如法泡制。在人最多时去买饭，把粮票握在手里，先把搪瓷碗递给他，然后手脚迟钝地递菜钵，给钱票，钱票很零乱，这一角，那几分，他清点起来费劲，后边的人等得不耐烦，炊事员一心慌，粮票就忘收了。我端着饭菜离开窗口，一脸胜利笑容，手窝里粮票还在。这不怪我。我并没打算不给他，是他自己没收。干了捣蛋事的快活心情比多吃三二斤粮食更满足。它比吃安眠药好，比开完饭在饭厅里用手刮饭桶好。

别人看我不眼馋别人的吃食，也没为饭票、粮票着过急。有些同学饿得去买酱油精冲开水喝，春天上树够榆钱，用开水烫了放上盐。好在那时学校食堂免费供盐。越这么折腾，他们反而越见饿，弄得恍恍不可终日；我却还在那儿不慌不忙地读自己的书。他们就有点奇怪，带几分嘲讽、带几分钦羡地称我为“大神”。——就是大神经的意思。他们不知道，读书只不过是我制饿的办法罢了。肠胃就像奴性十足的小百姓，给他点东西等于刺激他的欲望，他会愈发叫唤得厉害；你什么也不给，只给它上课，它会更听话些。这是我从切身体会悟出的道理。一个冬天的夜晚，也许是那天读的书不够有趣，不足以抵御肠鸣；也许是母亲刚给我寄来十几斤粮票，口袋一鼓，人就容易堕落，我心血来潮，决定放纵一下，到街上去享受一次。从段家滩出发，一路走去，几乎所有饭店都已关门，得到的回答总是“没有罗，下班罗。”愈是吃不到东西，吃东西的欲火愈旺，街上不行，到火车站去！走到火车站已是深夜一点，西去的最后一班火车刚过去，乱哄哄的旅客正在急匆匆走散，候车室里灯火阑珊。好像有意和我作对，转遍车站所有饭店，得到的答复全是“没有罗，下班罗。”经这一番刺激，肠胃叫得更凶，饥饿更加肆虐。兰州的冬夜，气温降到零下十几度，踏着蹒跚的身影，不敢想像来时的十几里路怎样走回去？正在这时，脚下绊着一个东西。循迹望去，圆囫囫一个黑影滚落路边。弯腰仔细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竟是一个个头不小的洋芋。这是我平生最惊喜的瞬间，像做梦似地。天底下哪有这样好事，饿得走不动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圆滚滚的山药蛋？足有斤把重。天这么黑，如果不是上天恩赐，它怎么会恰好被我踢着？带着嘉峪关外的沙土，带着历经奔波的伤痕，这个宝贝蛋从贩子的麻袋里逃出，可是为了安慰一个深夜走在异乡街头的绝望孤独的青年？刚才他还垂头丧气，两腿发软，现在立刻精神振奋，浑身是劲。走回宿舍，把我的好朋友叫醒，用小刀切成块，醮着酱油，我们俩吃了一顿最难忘的夜宵。与其说是肚子得到满足，不如说是精神受到鼓舞。从此以后，关外的洋芋和我建立起深厚感情，我认定它能带来好运，它能救我于危困。

那时一日三餐只有中午这顿饭让我感兴趣。早晨二两稀面汤（那时是十六两制），他们叫糊糊，不吃不饿，吃了更饿。晚上六两玉米面菜粥，不稀不稠，放几片青菜。中午半斤蒸洋芋。那年头的洋芋似乎特别体恤大学生们饥饿的心情，不但长得丰满肥大，而且淀粉特足，咬开沙楞楞，干面干面，吃起来很过瘾，吃完再把那碗宝贝菜汤喝下去，肚子有了暂时不饿的感觉。

为了学习南泥湾精神，这年春天，我们全班同学停课到天祝藏族自治县去开荒种地。坐火车到何家台，步行几里路，学校在一个山窝里盖了几间临时宿营的简易房。我们在那儿住下来，每天爬一座山，翻一条山沟，到山头上去种洋芋。那时才知道洋芋是多么可贵的好东西。那么高的山头，只挖个坑，把带着芽眼的洋芋块丢下去，它就能成活。被刀砍成许多小块的洋芋本身就是种籽，它在贫瘠的荒山上，缺雨、高寒的气候里长成那么大个的山药蛋，救活了多少人的生命。

我们两人一组，每天在仓库里领一袋洋芋种，一人刨坑，一人下种，下了种把土盖上。晚上回来，把没用完的芋种交回仓库。老师告诫我们，过了冬，洋芋开始发芽，每个芽眼都冒出芽尖，吃这样的洋芋会中毒。尽管这样说，大家还是忍不住偷吃。一人吃了没事，大家都悄悄吃。有些同学还把它藏在书包里、裤子口袋里，带回住处。甚至藏进行李，将来好带回学校。闹得厉害起来，每天种籽消耗太大，老师不得不开会，甚至突然到住处去搜查。抓到典型，就开批判会。

山沟里每天有藏族社员在那儿放羊。由于连年干旱，草芽不旺，羊群比我们更饥饿。经常看见一只羊在河边歪歪倒倒走，走着走着倒在地上死了。羊倌把内脏扒出来，在河里洗洗，生吃羊肝、羊心、羊肺，大家都暗自垂涎。领队老师到生产队去交涉，给我们弄到几只死羊，那几只羊的肚皮如一张纸似的薄得透亮，肉当然也像骨头上的硬皮。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兴高采烈地吃了两顿羊肉，洋芋种籽的遭遇也好了一些。但是接着发生了一个同学夜里到伙房偷羊杂碎的事，他偷的是炊事员和管伙老师的小私有，这当然不能容忍。他不但在大会上做检查，挨批判，还被学校给予警告处分。可是私藏羊杂碎的老师也很丢脸。尽管他是延安时期鲁艺的学生，新闻学方面的权威，因为这羊杂碎，他被大家弄得灰溜溜的，在会上做了几次解释。再加上吃死羊使一位回民同学无法参与。他曾多次要求老师和生产队交涉，乘羊还有一口气弄回来，他也能吃上一顿。可这笨蛋老师没把民族政策学好，交涉不力，回民同学吃不到羊肉，意见越闹越大。死羊惹出这么多麻烦，那就干脆谁也别吃，还是让羊倌扒吃了羊肝，把它抛在河边算了。

没有了羊肉，一些同学挖山上的野萝卜吃。结果好几个人中毒，脸肿得像带了假面。没办法，老师只好睁只眼闭只眼，谁愿吃洋芋种籽就由他吃去，只要不怕中毒。后来看书，知道老师说的话是不错的，隔年发芽的洋芋的确不能吃。可那年春天吃了洋芋的同学并没中毒，如果不是人在饥饿时抵抗能力强，就是那年头的洋芋特别懂事。

它懂事，还表现在当时的兰州街头。既然饭店要粮票，菜汤喝不上，兰州街上就只有水煮蚕豆和蒸洋芋这两种食品可卖。蚕豆显然比洋芋挡饥能力差些，价钱也要贵些。一个高价烙饼卖一元二角，一斤蒸洋芋卖八角钱，不要粮票，谁都吃得起，它不但救了很多人的命，还养活了很多找不到活干的小贩。我决定退学回家的日子里，课已经不上，书也使我心烦，百无聊赖的时光，我的制饿手段开始失效，不得不每天到街上去买一斤蒸洋芋来打发肚子。这肚子验证了我的理论，越打发，越想要，越吃，越无法控制。后来改为一天去买两次，起码买一次半。在等拿各种手续的一个多月里，手里的钱吃光了，回家的路费也吃了。当动摇在吃与不吃之间时，我决定把毡靴卖掉。回到关内，谁还穿这玩艺？吃了毡靴，决定卖大衣。现在是五月，冬天已经过去，要大衣干什么？把它卖掉，路上还减少些累赘。最后把能卖的都卖掉，换成蒸洋芋，装进肚里去。

离开学校时，同学们去送我，大家绕到车站货运段，不买票上车。车上人很多，过道里挤满了人。我和同坐一条硬座的大嫂拉得很融洽，查票的一来，她就让我去厕所，由她为我打掩护。我顺利地从兰州混到郑州，回到家向母亲撒谎，说我的大衣被偷，毡靴送了同学。

母亲拉着我的手，仔细看着我说，我怕你瘦成一把骨头回来见我，看你这样还行，不像受罪的样儿。我说，妈，这都是关外的洋芋好。

●南阳牌枚

提起文革谁都有一段辉煌，虽然辉煌的后果不同。或变为个人资本，藉以腾达；或成为档案阴影，终生不得翻身。惟独我，一直在社会底层流浪，连个单位也没有，当然也就不够格去当走资派、保皇派或造反派。说是灰色人物，为查找新动向做一回半遭对象，倒还能凑数，凑完数并不妨碍在街道上三朋四友、狐朋狗友地混世。结交的不光是引车卖浆者流，更有许多命运相似的落泊者。虽已斯文扫地，却又不舍风流。不能读书弹琴，不能谈禅说道，甚至连玩笑也开不得，那就只有喝酒。黄昏时分，到十字街切一包卤豆腐皮，——二毛钱一张，四、五张就行。切成细丝，用手揉开，虚蓬蓬一大捧，比孔已己的一碟茴香豆丰盛多了。打几斤散装红薯干酒，用我们那儿的话说，这都是红薯精，七毛钱一斤。菜不拘多少，酒是决不可少于二斤，否则就有可能半夜去敲小卖部的门。邀三二好友，晚饭后七、八点钟开场，——大约吃饭牵扯到粮票，那是人的口粮，不敢妄充大方，那时候请喝酒就是喝酒，不包括吃饭。一直喝到早晨三、四点，歪歪倒倒走在大街上，临分手还要夸口说，哎呀，这点酒你怕老弟回不了家？拉倒吧，再来三斤、五斤，到明天晌午，老弟不陪到底算这么大。说这话要配合手势，两手食指和姆指凑在一起，比成一个圆圈。

为了使酒喝得有趣，喝得快乐，能消磨尽可能多的时光，酒场里就开始兴起各种不同的酒令。尽管我们那座古老文明的县城在饮食文化上有悠久历史，出于不招惹“四旧”麻烦的原因，一套新酒令在县城悄然兴起，逐渐漫延城乡，进入地区首府南阳，被大家在应用中加工、丰富，到八十年代，就成了盛行至今的有名的南阳牌枚。

我听到这酒令大约是1970年左右，文革到了清理阶级队伍阶段，造反派和老保都松了点劲，人们的战斗热情已经不那么炽烈，不少运动初期得意的人已开始倒霉，派性斗争处于胶着状态。它的好处是，哪个派头头都想拉拢人，两面派愈来愈多，喝酒不仅是为生计奔波的小市民的消遣，更是超越政治，联络感情，互相结交的手段。喝酒的群落由落泊市民发展到今天上台、明天下台的各级新当权者和新落马者，那些运动早期的牛鬼蛇神们反而在酒场上找到了发挥聪明才智的用武之地。正像当今为了婚礼的需要涌现出一批专业或准专业的婚礼司仪一样，县城的酒场上涌现出一批酒司令。他们不仅熟悉酒令，而且能见机行事，临场发挥，使酒场上气氛活跃，人人开怀。学这种东西我并不笨，因此也不断充做县城各种场面的“执客”。——这名词其实是地道的“四旧”，在县城至少有上百年历史。谁家有红白喜事，都要请一个通达礼仪、胸有文墨的人去主持，代替主人接待来宾，安排座次，指挥检点礼仪方面的事情，直到把客人送走。这个人就叫执客。那些讲究面子的新贵们为了显示自己的风雅，往往把我们这类有点臭名、正在落难的人请去做他们的酒司令，我们当然也借此抬高一点自己的身价。

其实这套打牌枚的规矩也像打麻将一样，随地、随人而有所不同。立什么令，由充任司令的人提出，经全场同意，司令喝了令酒，把筷子往碗碟上一放，“令上！”酒令就算生效。令上之后司令拥有绝对权威，被罚者必须执行。如果有人违规而司令没看见，或是没留意，或是司令报错了牌（计错了输赢数目），被在场的提出，司令要自已喝一杯，“司令无能，罚酒一杯。”认为司令不公，要弹劾他，自己先喝夺令酒，才能把司令的权力剥夺。

牌枚的基本规矩是赢家喝够六个酒。听起来不多，实际上最少是十三杯。也就是两人打成六平。六平叫平牌不走，最少续一枚。一般续三枚，多者要再续一牌。如果一个人总输，而另一个人总赢，赢的人喝不到六个酒，这一牌就永远不到头。输家喝到第七个酒时，司令会幽默地说，“喝家拐弯，奖状得走一张。”或是说“敬升队长。”意思是进了一级。再喝，是“敬升支书”……过年到乡下舅舅家去，遇上一个乡村医生，他特别会玩牌枚，指头灵活，枚好，运气好，他把对方一直敬到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眼看说话都有点不当家，赢家的六个酒还没喝够。牌枚不准替，不准让，不准减酒，司令在开局时对执壶倒酒的人有明确要求，“酒倒四至五成”，就是半杯左右。司令先喝给大家看，喝完示范亮盅动作。宽容些的要求亮盅后“一滴不罚成串罚”，即杯中倒出的残酒不超过一滴，如果这一滴扯成了串，就要罚酒。苛刻的，一滴也罚。倒酒人营私少倒，被人捡举，也要罚酒一杯。我坐在旁边干着急，看着他硬撑着往下喝，不一会儿就出门去呕吐了。

酒量不行的人打牌枚，一定要先提出“酒倒二至三成”，也就是只倒杯子的五分之一，那也许能多玩一会儿。

立令是司令展现才华的好机会。喝过一阵，酒场的人都想变换花样，甚至明知立令是圈套也甘愿一试。我学会的一句牌枚口诀是“四六开拳一字清，头盘对指外告盅。牌酒叫牌，罚酒报罚。一滴不罚成串罚。”这句口诀至今仍是我在酒场上立令的法宝。它的意思是：每次开拳必须喊四或六，喊别的数就算违规。猜枚不准夹带闲字，什么“五魁手”、“六六顺”，“六啊六”之类都不行，只许用一个字，一、三、五、十、零……，即使允许代称，也只准说一个字：宝（零）、魁（五）、巧（七）、快（九）、满（十）……。四、六开拳之后第一枚输，叫“头盘”，输家要喝两杯。两人伸出的手指相同，叫“对指”，也要喝两杯。比如，二，双方都出了大姆指，六，双方都出下三指或上三指，输家就得喝两杯。这就决定了，凡输十或零，肯定要喝两杯。“外告盅”是要求喝完酒自动把酒杯向外翻转，直到杯底朝上，滴下一滴可以不罚，滴成一串就罚。输了酒，端起杯子要说“牌。”这是提醒司令报牌，如司令不能及时报出牌数，就要罚司令酒。罚酒说“罚”，以区别于输酒，罚酒不计算在牌枚数内，不改变双方的积分。

花样最多的还是司令报牌的技巧。所谓 报牌，就是报双方输赢的比分。最简单的是乒乓球牌，直接报几比几。最通用的是“清牌混报”、“清牌清报”两种。这种报数方法是从我们那里流行的一种纸牌的牌面演义而来。这种“搂儿牌”由不同的红点、黑点构成，比如天牌，地牌，鹅牌，酒司令用牌面上的红点数与黑点数暗示双方的比分。由于多数人不懂“搂儿牌”，最流行的是“清牌混报”，各人可以自由发挥，听众也饶有兴味。开局输第一个酒，“日出东方一点红，喝家是英雄。”输第二个酒，“二目观空，喝家不中。”为了赶时髦，二比一叫“参观红太阳展览馆”。四比四叫“北京到地拉那，红城两座。”数字含在影射的形象里，含意约定俗成。太阳或月亮代表1，眼睛代表2，城代表4，梅花代表5，四比五就是“城头一朵梅”。二比五是“走进梅园”，暗含眼观梅花。6是半边天，因为已经有人喝够了六杯。只有3的形象有点怪，雁和鱼都代表3。一比三被叫做“月下雁一行”。三比三通常叫“少数民族走亲戚，两串鱼。”——我们那里只有回族是少数民族，新疆、西藏的少数民族是不吃鱼的。我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有人说那是一张牌的牌面叫法。

到了七十年代晚期，因为毛主席喜欢《红楼梦》，又有人赶时髦报“红楼梦牌”。用《红楼梦》中的人物、景观代表数字。红城被改做宁国府一座，四比四变成“宁荣两府门对门”。红太阳也给改成了“大观园”。一比五就变成“大观园里梅花开”，但你千万留神，不可说成“大观园里看梅花”一加看，就是二的意思，就报错了，要罚酒一杯。可惜这报法太雅，一直未能流行开去。

为了调动全桌人的参与意识，牌枚酒令还经常附加对全场人的限制。常用的是说话禁令。一种叫“你、我、不、喝、酒”五字限令，在场的人说话带出这五个字中的任一个，就要罚酒一杯。这种禁令不限制你说话，人们往往因为看似宽松而麻痹大意，反而更容易犯令。另一种叫“狂言罚酒，满场热”，所有在场的人在司令上令之后，只要说一个字就算犯令。要说话，必须像在球场上那样向司令打出暂停手势，司令把筷子从令台上拿下来，说“下令”，你才可以说话。这样严格的管制，全场气氛紧张，犯令的人反而少。可见说话对于人类是个大问题。自由这东西有时候很害人。干脆管死，谁也不许说话，世界就会少很多麻烦。自古以来人们都懂得祸从口出，酒令不过是帮我们懂得这一点。直到现在，兴起于文革中的南阳牌枚，仍然是我们那儿酒场上最受欢迎的玩法，其影响已经进入省城。省城的朋友聚会，只要有南阳人在场，准会有人提议打牌枚。我也往往把它看做我们南阳酒文化的精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