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时偶然读到樊粹庭的资料，感动之余，深愧作为一个河南人、作为一个豫剧爱好者，竟然不知道这位豫剧的奠基人。后来陆续读到一些有关他的文章，敬佩之情铭刻于心，更为河南戏剧界抱憾。纵观百年中原文化，谁能有樊粹庭那样的献身精神？一个出身于书香门第、殷实富家的子弟，留学欧美预备班的大学生，为了把他所热爱的乡土民间艺术推向城市，推向中华文化的艺术长廊，甘愿放弃教育厅的官职，混迹于穷苦艺人群中，变卖了家产，担着忤逆不孝的罪名，遭受父亲脱离关系、家庭分崩、社会不容的打击，矢志不移，建剧院，办剧团，办科班，写剧本，培养演员，把一生献给了豫剧的改革和发展。豫剧在他手里完成了由乡村草台到城市剧院的转变，完成了文场、武场音乐的定型，确立了豫剧经典剧目，培养出了陈素真等一大批影响深远的豫剧艺术家。无怪乎在豫剧发展初期人们都把豫剧称为“樊家戏”。然而这位豫剧之父却长期被家乡放逐、冷落，以至于如他父亲的家规那样死后不得入葬祖坟，想要魂归故里而不能。读到石磊先生新著《樊戏研究》，欣喜之情自不待言。

研究樊戏，借鉴豫剧改革、创新的经验，对豫剧事业的发展是一个重要课题。《樊戏研究》第一次把樊粹庭这位伟大的豫剧改革家的生平和艺术道路系统、集中地展示给世人，资料翔实，治学严谨，具有真知灼见和强烈的责任感。在当前豫剧正声衰微、流派湮泯、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着豫剧的粗俗化进程之时，石磊先生秉承樊粹庭的改革精神，针对豫剧现状提出了旗帜鲜明的主张，改编、导演了樊粹庭的经典剧目，这对振兴豫剧的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必须在继承中发展。作为一种大众艺术，戏剧艺术尤其要处理好传统与创新的关系。在民间趣味与艺术审美上，樊粹庭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当他进行改革时，他知道哪些是民间智慧，应当继承，哪些是低级趣味，应当革除；哪些是民族文化的精髓，应当固守，哪些是时代、地域的局限，应当在开放吸收中变革。人类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从民族文化、东方美学的角度认真回顾豫剧发展历史，从樊粹庭的艺术探索汲取营养，是十分必要的。

樊粹庭的经验起码在两点上对当前的豫剧发展具有启示意义。这个学习西文的知识分子深刻认识到坚持东方美学的意义，由于他在豫剧改革中坚持了中国戏剧的抽象、写意精神，坚持民间情趣又注重提高文学品位，他创作的剧本既有时代精神又广受大众喜爱，这使他的不少剧本不但是豫剧的奠基之作，也在演出实践中逐渐成为豫剧经典。自五十年代以来，我国戏剧界盲目推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用西方的四堵墙、三一律取代中国传统的时空随意转换的艺术观，加上急功近利地图解政策、配合运动，大大局限了戏剧创作的想象力和创造空间，剧目资源愈走愈狭，剧本创作难出新意，编创队伍不断流失，严重制约了戏剧事业的发展。

同样重要的是，樊粹庭坚持因人设戏，一切以演员为主心。从剧本、导演，到唱腔、乐队，都围绕演员的条件和特长来创作，使演员能够充分发挥才华，展现艺术个性。把豫剧主奏乐器由皮嗡改为板胡就是最突出的例证。近几十年来，特别是七十年代学习样板戏以来，演员的创造空间日渐被压缩，时至今日，不惟编剧、导演不考虑演员，音乐设计更成演员的枷锁。一个音乐设计代替了所有演员的创造，决定了一个剧团、一代演员的风格，演员只能把豫剧当歌唱，多一个装饰音、少一个音符也不被允许。我们的音乐编创人员往往随意破坏豫剧传统板式，把简单明快、口语化的音乐语言复杂化，使豫剧变成没有个性的一道汤，丧失了来自民间、来自几百年几代艺术家创作而形成的豫剧音乐的魅力。演员变成了音乐设计的传声筒，没有任何发挥余地，豫剧艺术哪还有流派和个性？稍具特色的豫剧流派只能在诸如洛阳、安阳、邯郸甚至湖北、新疆、台湾这些外地生存，随着与本土交流的增多，连台湾现在也难以幸免，这种可怕的现象不知何日才能引起戏剧界、文化界的重视？

豫剧是中原文化的名片，希望更多有识之士研究豫剧的优秀传统，研究、整理、推广豫剧各流派的经典剧目，像京剧那样，从振兴流派艺术做起，尤其要首先振兴可称豫剧大雅的祥符调。希望《樊戏研究》只是个开头。